梁漱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 新儒家 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其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21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过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本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作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 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 ，因为 住世思想之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作者在全盘西化的思想狂澜中，逆流而上，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不愧为现代儒学思想人，是现代新儒家的源头活水。
本书认为，中国存在着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哲学，其成因和发展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的背景，其特殊性表现在以求 善 的、教化的思想为鹄的，且具有与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不同的形态。在此基础上，本书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点，涉及新儒家、知识论、元哲学、中国哲学现代化等内容，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的充分透析，与西方哲学作同与异的比较，进而为推动中国哲学进一步的发展探寻可能的方向和道路，把不可说变为可说，把可说的说清楚。
本书是对古代西方（希腊等欧洲）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对古代中西印哲学史上一系列基础性的思想概念和理论范畴，进行了梳理和对比分析。作者通过剖析古代印度、中国、西方哲学思想中最基本且具代表性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范畴，全面展示了三大哲学传统在各个哲学领域的丰富内容，并由此分析了三大传统在同一哲学主题下的相同处与不同点。全书语言精炼，史料丰富，可以看作是一部介绍中西印传统哲学的小型百科全书，对于全面了解三大哲学传统的基本观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宇宙这一 万有相通 的网络整体中的每一个交叉点（每一事、一物、一人），都既有其当前呈现的状态，又有其背后作无穷尽的联系为背景。用中国美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做 秀 ，后者叫做 隐 ；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做 在场的东西 ，后者叫做 不在场的东西 （海德格尔称前者为 显现 ，后者为 隐蔽 ）。是后者构成前者、形成前者、成就前者；后者是前者之源、之母。宇宙间的任何一事、一物、一人，皆是 在场 与 不在场 的统一， 显 与 隐 的融合。
本书就主题来说，旨在系统地描述作为个人的精神理想的 无为 或 轻松自如 ，在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里所起的作用，再现无为充当道家和儒家共同理想的过程，同时揭示其固有的概念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推动了战国时期思想的演进。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希望用当代概念隐喻理论来研究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必成熟。本书专门研究战国时期的中国，但与其主题和方法论相关的讨论，必然超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范围，甚至会扩展到晚近东亚宗教思想或西方所谓道德伦理传统，凡是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无为 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就不陌生，也可谓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概念隐喻研究法 乃至此法所依据的 涉身现实主义 的原理 还能为比较思想研究、甚至一般的人文科学，提供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工具。
昂格尔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思考那些能够将人性从经济奴役、社会分化与层级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本书是这一思考在法律领域中的延续。与批判法学运动（CLS）的其他成员及当代法律思想家将法律分析的重心放在法院与法官如何裁决案件不同，昂格尔认为法律分析的重要性在于提供制度想象。《批判法学运动》作为CLS的思想宣言、纲领规划，不仅系统分析了所谓正统法律学说中形式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积弊，而且概括了批判后的建设性成果 理论上构建起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实践上重新想象民主与市场的制度形式，并且以宪法平等保护与合同法为例，详细阐述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及其设想的制度规划实践应用的无限可能性。
本书系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 （ 吴根友 万百安 主编 ）之一。 本书阐述了亲子关系在婴幼儿道德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到当代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依恋理论和循证理论的工作基础上，作者柯爱莲教授提出了一种加强家庭和儿童性格的有效方法，并呈现了早期儒家思想家是如何认为，我们在婴儿期和幼儿期发展起来的一般性的道德情感构成了几乎所有美德的基础，而亲子关系正是这种成长的主要背景。她将这些观点与有关幼儿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展示了西方心理学如何加强和更新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本书还展示了儒家哲人如何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特别是在带薪育儿假、母乳喂养倡议、婚姻咨询和家庭治疗等领域的革新。
在现象学运动的早期，普凡德尔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其地位仅在舍勒之后。而且由于其他几位重要的现象学和心理学代表人物的病故（利普斯）、阵亡（莱纳赫）、调离（盖格尔）或弃学务农（道伯特、康拉德-马悌尤斯），普凡德尔后来实际上是慕尼黑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唯一代表人物。普凡德尔在几个哲学领域的工作为世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可以按发表的顺序来排列：1.意欲现象学，2.主观心理学或人的心灵学，3.志向／心志心理学，4.逻辑学，5.性格学,6.伦理学。其中在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主要阐释都是发表在胡塞尔主编、普凡德尔本人担任编委的《哲学与现象学年刊》上。而在性格学方面，他的《性格学的基本问题》则是于1924年发表在埃米尔 乌悌茨主编的《性格学年刊》的创刊号上。 关于普凡德尔的性格现象学，乌苏拉和埃伯哈德 阿维-拉勒
在西方历史上，斐奇诺首次将《柏拉图全集》从古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写下大量义疏，其著述成为后世研习柏拉图的经典文本。其中，对柏拉图《会饮》的评注性著作《论爱》首次论述了 柏拉图式的爱 ，这一观念流行至今。在本书中，斐奇诺将 柏拉图式的爱 区分了意义层级，首先是灵魂对身体的爱和两性之间的爱，其次是灵魂之间超越性别的爱，最后有其 柏拉图式的爱 的内在理论层次和最高奥义。全书分七次谈话，表面追随柏拉图《会饮》中的讲辞，其实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爱的哲学的融贯论述，是西方近代开端论爱文体的鼻祖之一，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都很大。
本书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西哲学比较中心主编的系列丛刊《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8辑。本辑内容以 跨文化文本研究 为主题，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70后学者的研究论文为组成主体，从哲学、宗教等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展开文化比较研究，提出了许多卓有新意的见解，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各自论题的认识。整个文集富有锐气，且具有较强的思想性，适于有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大学各类学生阅读参考。本书由吴根友编*。
本书基本由三大部分构成： *部分为比较哲学的理论探索，主要区分了比较与判教的问题。除了阐述如何运用 判教 的思维与方法，还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附会现象，比较哲学与思想过程中深刻的洞见与不自觉的文化偏见、比较哲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通约性与跨文化的理解等一系列的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理论探索。 第二部分对具体哲学问题以及少数哲学家的比较哲学研究的成果作一反思性的研究，特别是对18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家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赞美与批评的重省，为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建设，提供一个镜像式的参照系。 第三部分从 世界哲学 的角度来探索性地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上来思考比较哲学的前途与命运问题。
本辑的主要内容是 西学东渐与儒家经典翻译 ，涉及两个方面：*，明清时期 四书 的外译及其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第二，西学东渐研究。书稿在两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新论断，如对罗明坚的 四书 外译的研究，对耶稣会之外派别的传教士的关注，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外译问题，更是国内学界较少讨论的问题域。书稿的出版，将有望推动学界的相关研究。
本书是奥特弗利德 赫费的哲学代表作之一，首版于1990年，被译为多种文字。该书是对《政治正义》（1987）一书中提出的 绝对法权原则 主题的深化研究。本书认为，要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复调音乐式的工程，并在伦理学、法权理论和社会哲学三个层面上解读这一工程。康德在全书中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对话者，而亚里士多德、密尔、边沁、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被悉数拉入对话之中。全书论说清晰缜密，充满张力，是一本理解现代性问题，乃至西方近代历史及其实践哲学主题的不可多得的宏论。
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文化交流的活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它的历史进程。一次是发生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间的中印文化交流，另一次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两次文化交流中，哲学都是交流的核心部分，表现在前一次是印度佛教思想的输入，在后一次则是西方科学与哲学的东渐。这两次的西学东渐进展至今，前者已或多或少地成为历史，后者却仍在持续地进行之中。 这后一个文化交融与知识流动过程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基本上是由西学东渐的历史所构成的。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事件，无一不与西方思想的进入相关联。尤其是西方哲学理论的东渐，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华历史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对这个过程的
如果从16世纪末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算起，《论语》外译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考虑到1691年根据《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转译的《论语》英译本，《论语》英译也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孔子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儒学在世界各国的重大影响，《论语》外译自然成了一项长期热门的活动，《论语》英译研究也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事件。 西方传教士的《论语》翻译是在明清时期东西文化首次较大规模的碰撞和交流的背景下进行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关系史主要是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以礼仪之争为动力而展开的。耶稣会士们出于传教的目的，采取了容忍中国礼仪习俗的“文化适应”策略，同时向西方报道了一个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中国物质文化风靡欧洲，营造了一个“中国热”的氛围。而“礼仪之争”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
本书为 沟口雄三著作集 之一本。作者在中日两国各自的历史背景之下，试图揭示中日各自阳明学的特性：日本的阳明学产生于中国的阳明学，其后是如何走上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同时，与日本阳明学的独特性相对，中国阳明学具有何种相对独特性。 此外，本书通过讨论敬慕中国明末思想家李卓吾的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革命家吉田松阴的事迹，对于东亚阳明学的相似性与相异点进行了揭示。
本论文集共收录论文24篇，较集中地反映了一个阶段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的*发展状况和讨论思路。全书正文内容分为“总论部分”、“理论部分”、“海外回响”、“个案分析”四个部分，“附录”内容为两篇综述。这些论文的特点是主题突出，讨论深入，是围绕中西哲学不同形态进行比较研究，力图突破过去以西方哲学为依傍的传统做法，为未来的哲学比较研究乃至哲学本身的发展寻求新的空间，体现了大胆探索、力求创新的理论热情和勇气，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相当的启迪意义。
在先秦时代，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战国时代，儒墨并称“世之显学”。墨家虽然源于儒家，但却是从儒家阵营出走个反对派。西汉以下，儒家依然称显天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墨家式微。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孔子，而冷落了墨子？儒显墨微对中国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文库（第1辑）：孔墨哲学之比较研究》试图通过儒墨两家尤其是孔子与墨子思想的比较，从其理论形态、结构本身去揭开这一历史之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文库（第1辑）：孔墨哲学之比较研究》共十一章：章，导言；第二章：孔子思想略说；第三章：墨子思想略说；第四章：即内在即超越与即外在即超越——天命与天志之比较；第五章：道德理想主义与爱的理想——仁爱与兼爱之比较；第六章：文质合一与质而
当时观念的变化要有社会的环境，没有社会环境当时社会变化就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观念变化并不排除社会因素的分析。时钟大体出现在13世纪，到14世纪中期成为判定一个城市是否是大城市的指标。当时的时钟有什么特点呢？在伦敦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里，非常大的钟，里面的机械完全可以看到。但是自然的本性是看不到的。到了16世纪，就开始对钟表进行包装，而且越来越复杂。人们的生活有了时钟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调节时间是靠机械的始终调节，而不是靠自然的日起日落，时钟提供的统一性有规则的典范，可以把其运动的轨迹表示出来。时钟如此有规律在于一个钟表匠把它造出来，因此*自然如此有规律也一定是有一个高明的造表匠存在，这位明的造表匠就是上帝。由此看到科学与宗教一点也不冲突。但观念的巨大变革的确发生了。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丛书：比较哲学视野里的中国哲学》是作者对自己近二十年来走过的哲学学习道路一个大致清晰的把握。从一九九○年发表的篇正式学术论文《略论老庄的生命哲学》，到这个论文集收录的近一篇论文《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中国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中国、西方、印度比较的视野里展开的。这种不期然而然的中国哲学研究命运非常奇妙地暗合了文中所说的话：中国近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比较文化的视野里展开的。
本书探索的是融合中西认识论而生成的一种新型认识论，它建立在对中西认识论传统进行严格反思与前提批判的基础之上，并能够适应当代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的需要。本书认为，传统的“科学认识论”通过恢复“爱智之忱”传统，并不能将认识论推向前进；Ontology情结也不能开出新型的认识理路。本书以“大生命观”作为融合中西认识论的基础，将长期被排斥在认识论之外的一系列重大领域、重大范畴首次纳入认识论研究，提出了一个包括神话认识、日常认识、科学认识、价值认识、审美认识在内的宏大认识论系统，并详细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本书终聚焦到“有机真理”理论，这是以大生命观考察认识论的必然归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