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没有烦恼了：东方哲学与分析哲学》用600幅可爱漫画，讲解了72位东西方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190个与人生息息相关的哲学命题，是一本人人都能读懂的哲学入门指南。 本书内容分为中国哲学、日本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四个部分，涵盖了东方哲学中的经典思想和西方现代哲学的新发展。 在东方哲学部分，对心斋坐忘、上善若水、自然无为等我们熟悉的名词有详细解读，全面解析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在分析哲学部分，弗雷格、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等当代哲学家轮番登场，试图从科学、日常语言中思考哲学。 东方哲学滋养心灵、安排生命； 分析哲学不断追问、磨砺思想。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难解困境与烦恼，哲学家们也都会有。面对烦恼，哲学家们会给出怎样的回答呢？
在西方历史上，斐奇诺首次将《柏拉图全集》从古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写下大量义疏，其著述成为后世研习柏拉图的经典文本。其中，对柏拉图《会饮》的评注性著作《论爱》首次论述了 柏拉图式的爱 ，这一观念流行至今。在本书中，斐奇诺将 柏拉图式的爱 区分了意义层级，首先是灵魂对身体的爱和两性之间的爱，其次是灵魂之间超越性别的爱，最后有其 柏拉图式的爱 的内在理论层次和最高奥义。全书分七次谈话，表面追随柏拉图《会饮》中的讲辞，其实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爱的哲学的融贯论述，是西方近代开端论爱文体的鼻祖之一，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都很大。
梁漱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 新儒家 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其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21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过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本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作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 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 ，因为 住世思想之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作者在全盘西化的思想狂澜中，逆流而上，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不愧为现代儒学思想人，是现代新儒家的源头活水。
昂格尔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思考那些能够将人性从经济奴役、社会分化与层级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本书是这一思考在法律领域中的延续。与批判法学运动（CLS）的其他成员及当代法律思想家将法律分析的重心放在法院与法官如何裁决案件不同，昂格尔认为法律分析的重要性在于提供制度想象。《批判法学运动》作为CLS的思想宣言、纲领规划，不仅系统分析了所谓正统法律学说中形式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积弊，而且概括了批判后的建设性成果 理论上构建起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实践上重新想象民主与市场的制度形式，并且以宪法平等保护与合同法为例，详细阐述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及其设想的制度规划实践应用的无限可能性。
《对立与类比》是劳埃德的成名作，至今仍旧是早期希腊哲学方面研究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劳埃德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最基本的两对概念即对立与类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广泛涉及到了阿拉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毕达戈拉斯学派、乃至于希波克拉底学派的思想资料，并且还扩展地使用了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展开思想比较的研究，从而对形成希腊哲学基本方法模式的对立与类比的思想进行了基于方法论和逻辑学层面上的深入探讨。劳埃德的这部著作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在奠定古希腊哲学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面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现象学运动的早期，普凡德尔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其地位仅在舍勒之后。而且由于其他几位重要的现象学和心理学代表人物的病故（利普斯）、阵亡（莱纳赫）、调离（盖格尔）或弃学务农（道伯特、康拉德-马悌尤斯），普凡德尔后来实际上是慕尼黑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唯一代表人物。普凡德尔在几个哲学领域的工作为世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可以按发表的顺序来排列：1.意欲现象学，2.主观心理学或人的心灵学，3.志向／心志心理学，4.逻辑学，5.性格学,6.伦理学。其中在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主要阐释都是发表在胡塞尔主编、普凡德尔本人担任编委的《哲学与现象学年刊》上。而在性格学方面，他的《性格学的基本问题》则是于1924年发表在埃米尔 乌悌茨主编的《性格学年刊》的创刊号上。 关于普凡德尔的性格现象学，乌苏拉和埃伯哈德 阿维-拉勒
本书基本由三大部分构成： *部分为比较哲学的理论探索，主要区分了比较与判教的问题。除了阐述如何运用 判教 的思维与方法，还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附会现象，比较哲学与思想过程中深刻的洞见与不自觉的文化偏见、比较哲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通约性与跨文化的理解等一系列的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理论探索。 第二部分对具体哲学问题以及少数哲学家的比较哲学研究的成果作一反思性的研究，特别是对18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家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赞美与批评的重省，为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建设，提供一个镜像式的参照系。 第三部分从 世界哲学 的角度来探索性地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上来思考比较哲学的前途与命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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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奥特弗利德 赫费的哲学代表作之一，首版于1990年，被译为多种文字。该书是对《政治正义》（1987）一书中提出的 绝对法权原则 主题的深化研究。本书认为，要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复调音乐式的工程，并在伦理学、法权理论和社会哲学三个层面上解读这一工程。康德在全书中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对话者，而亚里士多德、密尔、边沁、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被悉数拉入对话之中。全书论说清晰缜密，充满张力，是一本理解现代性问题，乃至西方近代历史及其实践哲学主题的不可多得的宏论。
《中西哲学略述》概以 述而不作 为原则，而以中西哲学史为主要内容。在语言表述上，不拘文白，多随文献的语势，求其通畅与辞达。这种表述的方式，或与时下的习惯略有差异，而述而不作本身或亦嫌创新不足。但如孔子所教，述而不作却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本书既述而不作，则犹有待于后来。从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来看，西方哲学的精神由彼岸转为现世，这与中国固有的现世精神，恰恰是可以共通的。而中国哲学基于现世的建构，既关乎人之成人，又关乎社会治乱，是可援以发明。于此中西与古今之间，或可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如果从16世纪末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算起，《论语》外译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考虑到1691年根据《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转译的《论语》英译本，《论语》英译也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孔子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儒学在世界各国的重大影响，《论语》外译自然成了一项长期热门的活动，《论语》英译研究也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事件。 西方传教士的《论语》翻译是在明清时期东西文化首次较大规模的碰撞和交流的背景下进行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关系史主要是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以礼仪之争为动力而展开的。耶稣会士们出于传教的目的，采取了容忍中国礼仪习俗的“文化适应”策略，同时向西方报道了一个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中国物质文化风靡欧洲，营造了一个“中国热”的氛围。而“礼仪之争”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
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文化交流的活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它的历史进程。一次是发生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间的中印文化交流，另一次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两次文化交流中，哲学都是交流的核心部分，表现在前一次是印度佛教思想的输入，在后一次则是西方科学与哲学的东渐。这两次的西学东渐进展至今，前者已或多或少地成为历史，后者却仍在持续地进行之中。 这后一个文化交融与知识流动过程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基本上是由西学东渐的历史所构成的。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事件，无一不与西方思想的进入相关联。尤其是西方哲学理论的东渐，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华历史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对这个过程的
本书属于比较哲学的工作，它涉及德国、中国与韩国的伦理学思考。、二章首先藉由梳理康德早期伦理学经由席勒伦理学到现象学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理路。此一发展涉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对于道德价值的“领会”（Erfassung）究竟是什么性质？此一问题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因此上述的思考为我们之探讨中、韩儒学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极有用的参考架构。在中国儒学的发展当中，本书选择了南宋朱熹与湖湘学派关于“仁”的辩论（第三章），以及晚明刘宗周对於孟子的“四端”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独特诠释（第四、五章）为探讨个案。在韩国儒学的发展当中，本书则选择了朝鲜儒者李退溪与奇高峰、李栗谷与成牛溪关於「四端」与「七情」的辩论（第六、七、八章）为探讨个案。在这三个个案中，朱子学作为共同的参照系统，与康德后期的
按照否定主义美学的看法，美是不可正面言说的，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内涵是批评的概念性语言难以准确把握的。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一部作品表现出来的内容总是与该作品可以达到的境界有不同程度的距离，因而，文学批评只能依据从一部作品中得到的审美体验来分析该作品影响其审美的“不美”与“丑”的部分，依据文学对现实的穿越特性和穿越程度来臧否该作品所存在的文学性问题，但批评家因为语言的限制，不可能代替作家设计其理想的表现性内容应该是怎样的。
“回到事物本身”，是现象学的口号。对现象学而言，“事物本身”即显现于意识的对象，“回到事物本身”意味着在意识之中追寻事物的本质。这本无不当之处，但一些主要的现象学家把“意识”等同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他们没有看到，人的意识是一个思想的世界，对人的意识的研究不能自我封闭在个人意识的领域，而要向人类的思想世界开放。因此，我把现象学口号修改为“回到思想的本源”。 我所说的“本源”是一个复合词，包括“根本”和“起源”两层意思。思想世界的根本是它的构成要素——文本。文本既有思想的内涵，又是思想的载体，文本在历史中流传，出现在世世代代的人面前，供人们理解、欣赏和批判。文本既是个人主体的显现，又是历史和公众的客观对象，我们在思想世界首先要面对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回到思想的本源”，就
“跨文化研究译丛”第三本，作者在书中追溯了东方主义者的思想史研究，检讨这种研究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地位，反思了东西方之间的遭遇所引起的一些重要问题。尤其解析了东方思想曾在西方科学、伦理、宗教、神秘主义和哲学领域所激起的深刻反思，以及作为“他者”智慧，对西方现代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先秦时代，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战国时代，儒墨并称“世之显学”。墨家虽然源于儒家，但却是从儒家阵营出走个反对派。西汉以下，儒家依然称显天下，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墨家式微。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孔子，而冷落了墨子？儒显墨微对中国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文库（第1辑）：孔墨哲学之比较研究》试图通过儒墨两家尤其是孔子与墨子思想的比较，从其理论形态、结构本身去揭开这一历史之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文库（第1辑）：孔墨哲学之比较研究》共十一章：章，导言；第二章：孔子思想略说；第三章：墨子思想略说；第四章：即内在即超越与即外在即超越——天命与天志之比较；第五章：道德理想主义与爱的理想——仁爱与兼爱之比较；第六章：文质合一与质而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中西哲学的渊源、发展脉络、哲学史观等进行了比较。作者借用张世英先生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两个层次”和“三个发展阶段”的观点，将“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作为重要视角，对中西哲学进行了论述和分析。文章从中西哲学史人手，探讨了中西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以及相互交流的几个阶段，从不同侧面对中西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审美观等各个领域进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