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认为，中国存在着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哲学，其成因和发展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的背景，其特殊性表现在以求 善 的、教化的思想为鹄的，且具有与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不同的形态。在此基础上，本书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叙事方式等方面的特点，涉及新儒家、知识论、元哲学、中国哲学现代化等内容，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的充分透析，与西方哲学作同与异的比较，进而为推动中国哲学进一步的发展探寻可能的方向和道路，把不可说变为可说，把可说的说清楚。
《我已经没有烦恼了：东方哲学与分析哲学》用600幅可爱漫画，讲解了72位东西方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190个与人生息息相关的哲学命题，是一本人人都能读懂的哲学入门指南。 本书内容分为中国哲学、日本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四个部分，涵盖了东方哲学中的经典思想和西方现代哲学的新发展。 在东方哲学部分，对心斋坐忘、上善若水、自然无为等我们熟悉的名词有详细解读，全面解析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在分析哲学部分，弗雷格、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等当代哲学家轮番登场，试图从科学、日常语言中思考哲学。 东方哲学滋养心灵、安排生命； 分析哲学不断追问、磨砺思想。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难解困境与烦恼，哲学家们也都会有。面对烦恼，哲学家们会给出怎样的回答呢？
宇宙这一 万有相通 的网络整体中的每一个交叉点（每一事、一物、一人），都既有其当前呈现的状态，又有其背后作无穷尽的联系为背景。用中国美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做 秀 ，后者叫做 隐 ；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做 在场的东西 ，后者叫做 不在场的东西 （海德格尔称前者为 显现 ，后者为 隐蔽 ）。是后者构成前者、形成前者、成就前者；后者是前者之源、之母。宇宙间的任何一事、一物、一人，皆是 在场 与 不在场 的统一， 显 与 隐 的融合。
本书是对古代西方（希腊等欧洲）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对古代中西印哲学史上一系列基础性的思想概念和理论范畴，进行了梳理和对比分析。作者通过剖析古代印度、中国、西方哲学思想中最基本且具代表性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范畴，全面展示了三大哲学传统在各个哲学领域的丰富内容，并由此分析了三大传统在同一哲学主题下的相同处与不同点。全书语言精炼，史料丰富，可以看作是一部介绍中西印传统哲学的小型百科全书，对于全面了解三大哲学传统的基本观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修订译本）（汉译名著本21）》收录了哈特自1953年至1981年写就的17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写作时间跨度大，而且选题广泛，几乎涵盖了他在语言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领域中的独特思考，甚至还讨论了刑法哲学中的不能犯未遂的问题。在书中，哈特既讨论了一般性问题，也品评了生长在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法理学流派，还对19至20世纪热烈争论的自由、功利与权利等主题进行了探究，其中批评罗尔斯的文章甚至直接影响了《正义论》部分内容的修正。此外，哈特还对重要的法律理论家如耶林、霍姆斯、凯尔森和富勒展开了真诚而犀利的批评。 《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修订译本）（汉译名著本21）》对于人们了解哈特思想的全貌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就主题来说，旨在系统地描述作为个人的精神理想的 无为 或 轻松自如 ，在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里所起的作用，再现无为充当道家和儒家共同理想的过程，同时揭示其固有的概念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推动了战国时期思想的演进。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希望用当代概念隐喻理论来研究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必成熟。本书专门研究战国时期的中国，但与其主题和方法论相关的讨论，必然超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范围，甚至会扩展到晚近东亚宗教思想或西方所谓道德伦理传统，凡是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无为 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就不陌生，也可谓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概念隐喻研究法 乃至此法所依据的 涉身现实主义 的原理 还能为比较思想研究、甚至一般的人文科学，提供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工具。
在西方历史上，斐奇诺首次将《柏拉图全集》从古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写下大量义疏，其著述成为后世研习柏拉图的经典文本。其中，对柏拉图《会饮》的评注性著作《论爱》首次论述了 柏拉图式的爱 ，这一观念流行至今。在本书中，斐奇诺将 柏拉图式的爱 区分了意义层级，首先是灵魂对身体的爱和两性之间的爱，其次是灵魂之间超越性别的爱，最后有其 柏拉图式的爱 的内在理论层次和最高奥义。全书分七次谈话，表面追随柏拉图《会饮》中的讲辞，其实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爱的哲学的融贯论述，是西方近代开端论爱文体的鼻祖之一，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都很大。
本书系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 （ 吴根友 万百安 主编 ）之一。 本书阐述了亲子关系在婴幼儿道德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到当代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依恋理论和循证理论的工作基础上，作者柯爱莲教授提出了一种加强家庭和儿童性格的有效方法，并呈现了早期儒家思想家是如何认为，我们在婴儿期和幼儿期发展起来的一般性的道德情感构成了几乎所有美德的基础，而亲子关系正是这种成长的主要背景。她将这些观点与有关幼儿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展示了西方心理学如何加强和更新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本书还展示了儒家哲人如何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特别是在带薪育儿假、母乳喂养倡议、婚姻咨询和家庭治疗等领域的革新。
昂格尔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思考那些能够将人性从经济奴役、社会分化与层级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本书是这一思考在法律领域中的延续。与批判法学运动（CLS）的其他成员及当代法律思想家将法律分析的重心放在法院与法官如何裁决案件不同，昂格尔认为法律分析的重要性在于提供制度想象。《批判法学运动》作为CLS的思想宣言、纲领规划，不仅系统分析了所谓正统法律学说中形式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积弊，而且概括了批判后的建设性成果 理论上构建起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实践上重新想象民主与市场的制度形式，并且以宪法平等保护与合同法为例，详细阐述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及其设想的制度规划实践应用的无限可能性。
本书基本由三大部分构成： *部分为比较哲学的理论探索，主要区分了比较与判教的问题。除了阐述如何运用 判教 的思维与方法，还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附会现象，比较哲学与思想过程中深刻的洞见与不自觉的文化偏见、比较哲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通约性与跨文化的理解等一系列的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理论探索。 第二部分对具体哲学问题以及少数哲学家的比较哲学研究的成果作一反思性的研究，特别是对18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家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赞美与批评的重省，为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建设，提供一个镜像式的参照系。 第三部分从 世界哲学 的角度来探索性地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上来思考比较哲学的前途与命运问题。
在现象学运动的早期，普凡德尔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其地位仅在舍勒之后。而且由于其他几位重要的现象学和心理学代表人物的病故（利普斯）、阵亡（莱纳赫）、调离（盖格尔）或弃学务农（道伯特、康拉德-马悌尤斯），普凡德尔后来实际上是慕尼黑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唯一代表人物。普凡德尔在几个哲学领域的工作为世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可以按发表的顺序来排列：1.意欲现象学，2.主观心理学或人的心灵学，3.志向／心志心理学，4.逻辑学，5.性格学,6.伦理学。其中在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主要阐释都是发表在胡塞尔主编、普凡德尔本人担任编委的《哲学与现象学年刊》上。而在性格学方面，他的《性格学的基本问题》则是于1924年发表在埃米尔 乌悌茨主编的《性格学年刊》的创刊号上。 关于普凡德尔的性格现象学，乌苏拉和埃伯哈德 阿维-拉勒
《对立与类比》是劳埃德的成名作，至今仍旧是早期希腊哲学方面研究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劳埃德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最基本的两对概念即对立与类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广泛涉及到了阿拉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毕达戈拉斯学派、乃至于希波克拉底学派的思想资料，并且还扩展地使用了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展开思想比较的研究，从而对形成希腊哲学基本方法模式的对立与类比的思想进行了基于方法论和逻辑学层面上的深入探讨。劳埃德的这部著作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在奠定古希腊哲学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面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文化交流的活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它的历史进程。一次是发生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间的中印文化交流，另一次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两次文化交流中，哲学都是交流的核心部分，表现在前一次是印度佛教思想的输入，在后一次则是西方科学与哲学的东渐。这两次的西学东渐进展至今，前者已或多或少地成为历史，后者却仍在持续地进行之中。 这后一个文化交融与知识流动过程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基本上是由西学东渐的历史所构成的。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事件，无一不与西方思想的进入相关联。尤其是西方哲学理论的东渐，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华历史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对这个过程的
本书为有关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论文集，共收入29篇论文，分为5大部分，分别是方法谈、对话篇、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宗述，内容涉及比较哲学的理论、中西哲学重要概念和哲学家思想的比较以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等诸多方面。
本辑的主要内容是 西学东渐与儒家经典翻译 ，涉及两个方面：*，明清时期 四书 的外译及其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第二，西学东渐研究。书稿在两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新论断，如对罗明坚的 四书 外译的研究，对耶稣会之外派别的传教士的关注，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外译问题，更是国内学界较少讨论的问题域。书稿的出版，将有望推动学界的相关研究。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中西哲学的渊源、发展脉络、哲学史观等进行了比较。作者借用张世英先生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两个层次”和“三个发展阶段”的观点，将“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作为重要视角，对中西哲学进行了论述和分析。文章从中西哲学史人手，探讨了中西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以及相互交流的几个阶段，从不同侧面对中西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审美观等各个领域进行比较。
李蜀人，男，1958年5月出生于重庆市，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1982年毕业于地质专科，1992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1999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职攻读博士，专业是外国哲学，方向是西方哲学史。2002年8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回到西南民族大学从教。已参编学术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现在主要研究当代西方哲学和现代中西哲学比较。
“回到事物本身”，是现象学的口号。对现象学而言，“事物本身”即显现于意识的对象，“回到事物本身”意味着在意识之中追寻事物的本质。这本无不当之处，但一些主要的现象学家把“意识”等同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他们没有看到，人的意识是一个思想的世界，对人的意识的研究不能自我封闭在个人意识的领域，而要向人类的思想世界开放。因此，我把现象学口号修改为“回到思想的本源”。 我所说的“本源”是一个复合词，包括“根本”和“起源”两层意思。思想世界的根本是它的构成要素——文本。文本既有思想的内涵，又是思想的载体，文本在历史中流传，出现在世世代代的人面前，供人们理解、欣赏和批判。文本既是个人主体的显现，又是历史和公众的客观对象，我们在思想世界首先要面对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回到思想的本源”，就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丛书：比较哲学视野里的中国哲学》是作者对自己近二十年来走过的哲学学习道路一个大致清晰的把握。从一九九○年发表的篇正式学术论文《略论老庄的生命哲学》，到这个论文集收录的近一篇论文《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中国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中国、西方、印度比较的视野里展开的。这种不期然而然的中国哲学研究命运非常奇妙地暗合了文中所说的话：中国近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比较文化的视野里展开的。
很多年来，中国哲学总是被置入与自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框架中加以讨论，本书则试图脱离这一窠臼，从而真正进入中国哲学内部，梳理出中国思维的特质——兼收并蓄的“和而不同”。安乐哲认为，正是这种特质使得儒家思想成为我们当代全球文化的一种丰富可能性。 本书相当有力地挑战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种族主义的顽固偏见，指明了一条中西哲学的会通之途。
本书选取了诸多能够展现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艺术元素，例如王微、米芾、石涛的画论以及以水墨画为代表的传统国画，并将此与自柏拉图 柏罗丁直到黑格尔的西方美学观加以对照，以此揭示中西方在美学思想乃至根本的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