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没有烦恼了：东方哲学与分析哲学》用600幅可爱漫画，讲解了72位东西方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190个与人生息息相关的哲学命题，是一本人人都能读懂的哲学入门指南。 本书内容分为中国哲学、日本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四个部分，涵盖了东方哲学中的经典思想和西方现代哲学的新发展。 在东方哲学部分，对心斋坐忘、上善若水、自然无为等我们熟悉的名词有详细解读，全面解析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在分析哲学部分，弗雷格、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等当代哲学家轮番登场，试图从科学、日常语言中思考哲学。 东方哲学滋养心灵、安排生命； 分析哲学不断追问、磨砺思想。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难解困境与烦恼，哲学家们也都会有。面对烦恼，哲学家们会给出怎样的回答呢？

本书是在作者近三年发表的中西哲学研究论文的基础上集结、修改成形的，主题是论述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 预备性探讨 ，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哲学定向、中西哲学的前提反思等基本问题进行必要的澄清；第二部分为 专题研究 ，即对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开展出深入的理论阐述和内容上的多重具体化。本书认为，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只有根据其基本建制才可能得到决定性的分辨；这一分辨的基本结论是：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则在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在形而上学之外。

在西方历史上，斐奇诺首次将《柏拉图全集》从古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写下大量义疏，其著述成为后世研习柏拉图的经典文本。其中，对柏拉图《会饮》的评注性著作《论爱》首次论述了 柏拉图式的爱 ，这一观念流行至今。在本书中，斐奇诺将 柏拉图式的爱 区分了意义层级，首先是灵魂对身体的爱和两性之间的爱，其次是灵魂之间超越性别的爱，最后有其 柏拉图式的爱 的内在理论层次和最高奥义。全书分七次谈话，表面追随柏拉图《会饮》中的讲辞，其实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爱的哲学的融贯论述，是西方近代开端论爱文体的鼻祖之一，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都很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吴宓曾在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南联合大学、成都燕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开设 文学与人生 课程。这门课是其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涉及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开中西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 本书虽是授课提纲,却熔铸了吴宓十余年的心血，以中、英、法、拉丁等多种文字写成，不仅展现了他的哲学与文艺思想核心，也反映出他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作者才识渊博，汇通古今中外诗人与哲人的智慧，对人生的意义、文人的道德、文学的本质和艺术创作的规律都做出了独特而新颖的阐释。 本书由吴宓门生、当代著名外国文学专家李赋宁教授校读、王岷源教授翻译。

德国诗人海涅说，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教授的平静书斋里生长起来的哲学观念，能够摧毁一种文明。 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一座金矿，格劳秀斯、洛克、休谟、亚当 斯密、伯克、黑格尔、哈耶克、亨廷顿等，他们的思想是照亮人类前行的一盏盏明灯。 高全喜老师独辟蹊径，从18位百科全书式思想家的政治哲学与文明论的内容出发，有选择地讲述了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哲学观念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如格劳秀斯的国际法权思想为当时及之后的世界各国解决海洋争端提供了依据，黑格尔的国家主权学说从哲学家的宏观视角为人类社会的法权关系梳理出了系统的等级层次尤其是重点梳理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几位思想家如哈奇森、休谟、亚当 斯密、弗格森关于文明社会与道德哲学的思想体系，与国家主权、海洋法权、财产权、政府论、现代政治的现

梁漱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 新儒家 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其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21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过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本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作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 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 ，因为 住世思想之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作者在全盘西化的思想狂澜中，逆流而上，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不愧为现代儒学思想人，是现代新儒家的源头活水。

宇宙这一 万有相通 的网络整体中的每一个交叉点（每一事、一物、一人），都既有其当前呈现的状态，又有其背后作无穷尽的联系为背景。用中国美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做 秀 ，后者叫做 隐 ；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做 在场的东西 ，后者叫做 不在场的东西 （海德格尔称前者为 显现 ，后者为 隐蔽 ）。是后者构成前者、形成前者、成就前者；后者是前者之源、之母。宇宙间的任何一事、一物、一人，皆是 在场 与 不在场 的统一， 显 与 隐 的融合。

本书就主题来说，旨在系统地描述作为个人的精神理想的 无为 或 轻松自如 ，在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里所起的作用，再现无为充当道家和儒家共同理想的过程，同时揭示其固有的概念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推动了战国时期思想的演进。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希望用当代概念隐喻理论来研究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必成熟。本书专门研究战国时期的中国，但与其主题和方法论相关的讨论，必然超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范围，甚至会扩展到晚近东亚宗教思想或西方所谓道德伦理传统，凡是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无为 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就不陌生，也可谓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概念隐喻研究法 乃至此法所依据的 涉身现实主义 的原理 还能为比较思想研究、甚至一般的人文科学，提供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工具。

音乐在二十世纪初之后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剧变：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在十九世纪写下的作品，从问世以来直到当时对于人们仿佛从来都还是 新音乐 。应当如何接受这些作品，如何理解音乐的这次剧变，如何面对貌似混乱的诸多流派，如何将音乐看作社会与时代的一部分，阿多诺在本书中给出的答案有力，也有着强大且持续的影响力。 直至今日，对于思想界为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的发展史构建出的图景，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的接受史来说，起到决定性影响的除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依然是德奥思想家们在二十世纪中期所写下的一系列美学论著，而这其中重要、具奠基性的无疑是阿多诺的《新音乐的哲学》。

本书力图在政治哲学领域阐发一种 作为阐释政治哲学的民主社会学 理论模式。为此，本书从 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 是其应是的三大功能（面对西方的 对话-抗辩功能 、面对现状的 阐释-范导功能 和面对历史的 阐释-反思功能 ）入手，探索形成了 公共阐释 的取向及相应的三种研究取径（思想史重构、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历史政治学与社会-政治理论分析相结合），破解 理论视野的去西方化 现代性价值/范畴的中国化 和 中国性价值/范畴的现代化 等课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借此对中国情境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进行了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

《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修订译本）（汉译名著本21）》收录了哈特自1953年至1981年写就的17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写作时间跨度大，而且选题广泛，几乎涵盖了他在语言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领域中的独特思考，甚至还讨论了刑法哲学中的不能犯未遂的问题。在书中，哈特既讨论了一般性问题，也品评了生长在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法理学流派，还对19至20世纪热烈争论的自由、功利与权利等主题进行了探究，其中批评罗尔斯的文章甚至直接影响了《正义论》部分内容的修正。此外，哈特还对重要的法律理论家如耶林、霍姆斯、凯尔森和富勒展开了真诚而犀利的批评。 《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修订译本）（汉译名著本21）》对于人们了解哈特思想的全貌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是对古代西方（希腊等欧洲）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对古代中西印哲学史上一系列基础性的思想概念和理论范畴，进行了梳理和对比分析。作者通过剖析古代印度、中国、西方哲学思想中最基本且具代表性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范畴，全面展示了三大哲学传统在各个哲学领域的丰富内容，并由此分析了三大传统在同一哲学主题下的相同处与不同点。全书语言精炼，史料丰富，可以看作是一部介绍中西印传统哲学的小型百科全书，对于全面了解三大哲学传统的基本观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一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中西哲学比较 不是一个新题目，但作者另辟蹊径，主张走出对西方哲学思想范式的依傍，提出了开启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极具原创性的方法 生存状态分析。 本书分两部分。部分回顾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历程，提出中西哲学的不同不在于概念，而在于生存在世的结构；第二部分具体运用生存状态分析方法，分析中西生存状态的不同特征，旨在突破文本比较的困境，实现中西哲学的会通。

昂格尔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思考那些能够将人性从经济奴役、社会分化与层级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本书是这一思考在法律领域中的延续。与批判法学运动（CLS）的其他成员及当代法律思想家将法律分析的重心放在法院与法官如何裁决案件不同，昂格尔认为法律分析的重要性在于提供制度想象。《批判法学运动》作为CLS的思想宣言、纲领规划，不仅系统分析了所谓正统法律学说中形式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积弊，而且概括了批判后的建设性成果 理论上构建起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实践上重新想象民主与市场的制度形式，并且以宪法平等保护与合同法为例，详细阐述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及其设想的制度规划实践应用的无限可能性。

《对立与类比》是劳埃德的成名作，至今仍旧是早期希腊哲学方面研究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劳埃德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最基本的两对概念即对立与类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广泛涉及到了阿拉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毕达戈拉斯学派、乃至于希波克拉底学派的思想资料，并且还扩展地使用了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在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展开思想比较的研究，从而对形成希腊哲学基本方法模式的对立与类比的思想进行了基于方法论和逻辑学层面上的深入探讨。劳埃德的这部著作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在奠定古希腊哲学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面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现象学运动的早期，普凡德尔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其地位仅在舍勒之后。而且由于其他几位重要的现象学和心理学代表人物的病故（利普斯）、阵亡（莱纳赫）、调离（盖格尔）或弃学务农（道伯特、康拉德-马悌尤斯），普凡德尔后来实际上是慕尼黑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唯一代表人物。普凡德尔在几个哲学领域的工作为世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可以按发表的顺序来排列：1.意欲现象学，2.主观心理学或人的心灵学，3.志向／心志心理学，4.逻辑学，5.性格学,6.伦理学。其中在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主要阐释都是发表在胡塞尔主编、普凡德尔本人担任编委的《哲学与现象学年刊》上。而在性格学方面，他的《性格学的基本问题》则是于1924年发表在埃米尔 乌悌茨主编的《性格学年刊》的创刊号上。 关于普凡德尔的性格现象学，乌苏拉和埃伯哈德 阿维-拉勒

本书系 比较哲学翻译与研究丛书 （ 吴根友 万百安 主编 ）之一。 本书阐述了亲子关系在婴幼儿道德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到当代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依恋理论和循证理论的工作基础上，作者柯爱莲教授提出了一种加强家庭和儿童性格的有效方法，并呈现了早期儒家思想家是如何认为，我们在婴儿期和幼儿期发展起来的一般性的道德情感构成了几乎所有美德的基础，而亲子关系正是这种成长的主要背景。她将这些观点与有关幼儿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展示了西方心理学如何加强和更新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本书还展示了儒家哲人如何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特别是在带薪育儿假、母乳喂养倡议、婚姻咨询和家庭治疗等领域的革新。

本书基本由三大部分构成： *部分为比较哲学的理论探索，主要区分了比较与判教的问题。除了阐述如何运用 判教 的思维与方法，还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附会现象，比较哲学与思想过程中深刻的洞见与不自觉的文化偏见、比较哲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通约性与跨文化的理解等一系列的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理论探索。 第二部分对具体哲学问题以及少数哲学家的比较哲学研究的成果作一反思性的研究，特别是对18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家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赞美与批评的重省，为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建设，提供一个镜像式的参照系。 第三部分从 世界哲学 的角度来探索性地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上来思考比较哲学的前途与命运问题。

本书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西哲学比较中心主编的系列丛刊《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8辑。本辑内容以 跨文化文本研究 为主题，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70后学者的研究论文为组成主体，从哲学、宗教等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展开文化比较研究，提出了许多卓有新意的见解，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各自论题的认识。整个文集富有锐气，且具有较强的思想性，适于有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大学各类学生阅读参考。本书由吴根友编*。

德国诗人海涅说，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教授的平静书斋里生长起来的哲学观念，能够摧毁一种文明。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一座金矿，格劳秀斯、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伯克、黑格尔、哈耶克、亨廷顿等，他们的思想是照亮人类前行的一盏盏明灯。高全喜老师独辟蹊径，从18位百科全书式思想家的政治哲学与文明论的内容出发，有选择地讲述了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哲学观念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如格劳秀斯的 法权思想为当时及之后的世界各国解决海洋争端提供了依据，黑格尔的 主权学说从哲学家的宏观视角为人类社会的法权关系梳理出了系统的等级层次尤其是重点梳理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几位思想家如哈奇森、休谟、亚当·斯密、弗格森关于文明社会与道德哲学的思想体系，与 主权、海洋法权、财产权、政府论、现代政治的现代性等内容互补

在中日启蒙思想这一主题下，本书以历史的纵向变化和时代的横向关联为坐标，以严复与福泽谕吉这两位中日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为中心，分列时代篇、文化篇、思想篇和实践篇，从不同的方面和维度，系统地对中日近代启蒙思想进行了透视和比较，呈现了两位启蒙思想家的复杂图像、相通性和独自性，作者在不少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是一部较早开展中日启蒙思想比较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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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奥特弗利德 赫费的哲学代表作之一，首版于1990年，被译为多种文字。该书是对《政治正义》（1987）一书中提出的 绝对法权原则 主题的深化研究。本书认为，要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复调音乐式的工程，并在伦理学、法权理论和社会哲学三个层面上解读这一工程。康德在全书中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对话者，而亚里士多德、密尔、边沁、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被悉数拉入对话之中。全书论说清晰缜密，充满张力，是一本理解现代性问题，乃至西方近代历史及其实践哲学主题的不可多得的宏论。

本书属于比较哲学的工作，它涉及德国、中国与韩国的伦理学思考。、二章首先藉由梳理康德早期伦理学经由席勒伦理学到现象学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理路。此一发展涉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对于道德价值的“领会”（Erfassung）究竟是什么性质？此一问题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因此上述的思考为我们之探讨中、韩儒学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极有用的参考架构。在中国儒学的发展当中，本书选择了南宋朱熹与湖湘学派关于“仁”的辩论（第三章），以及晚明刘宗周对於孟子的“四端”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独特诠释（第四、五章）为探讨个案。在韩国儒学的发展当中，本书则选择了朝鲜儒者李退溪与奇高峰、李栗谷与成牛溪关於「四端」与「七情」的辩论（第六、七、八章）为探讨个案。在这三个个案中，朱子学作为共同的参照系统，与康德后期的

《中西哲学略述》概以 述而不作 为原则，而以中西哲学史为主要内容。在语言表述上，不拘文白，多随文献的语势，求其通畅与辞达。这种表述的方式，或与时下的习惯略有差异，而述而不作本身或亦嫌创新不足。但如孔子所教，述而不作却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本书既述而不作，则犹有待于后来。从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来看，西方哲学的精神由彼岸转为现世，这与中国固有的现世精神，恰恰是可以共通的。而中国哲学基于现世的建构，既关乎人之成人，又关乎社会治乱，是可援以发明。于此中西与古今之间，或可究中西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