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共四章,400余幅图,聚焦在希腊化时代和犍陀罗文明中的希腊元素、贵霜帝国的王朝艺术、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在犍陀罗的再造、佛像与菩萨像的兴起等四个方面,着重揭示作为几大文明汇聚地的犍陀罗是如何成为佛教的飞翔圣地,而佛教又是如何经过犍陀罗的再造逐渐东传的历史进程,是广大读者了解贵霜艺术、犍陀罗历史、佛教艺术较好的读本。
本书以 人文宗教 概括中国的宗教观,诠释儒释道三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共同基盘。人文立本,感应为体,是人文宗教的基本特征,有别于西方宗教学对 宗教 的界定。人文宗教并不排斥对神的信仰和崇拜,但首先重视个人修身与社会责任。文与神的关系,即礼教与宗教的并存,远比人神关系重要。本书是作者在北京大学十余年讲授 中国宗教史 的心得体会,立足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与日常生活,以世界史的眼光,将 人文宗教 视为一种世界宗教的基本类型。
本书以历史文献研究为基础,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的构成及分布、特点及成因、功能及影响等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综合而细致的研究,力求在勾勒和梳理民间信仰基本状况的同时,归纳和总结民间信仰的地域特色,探讨民间信仰在促进区域社会整合和变迁中的作用,分析运河区域内部社会的发展脉络,以此揭示运河区域环境、信仰、人群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书是作者多次考察河西走廊一带文化遗址和博物馆文物后的学术思考。作者以长期田野考察中获得的直观感悟推进其所倡导的 四重证据法 ,带领读者进入无文字时代的西部文化大传统与神话观念社会,透视文字书写所遮蔽和遗忘的河西走廊文化古层,并从中寻觅华夏文明的源流信息,探究华夏玉文化发生发展的精神与物质双重驱动。
论文以区域研究为视角,以清水江下游及渠水界邻区域飞山公杨再思信仰为主线,通过对飞山公杨再思信仰于不同空间场域中、不同人群历史记忆下多样性实践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深入阐释该地域社会民众的生活实践与区域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关联与过程演变。 论文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视角,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并结合地方志书、碑刻、族谱等文献,结合 王化 过程下该区域社会大量移民的进入并构成族群多样性及文化多元性的历史背景,综合考察飞山公杨再思信仰的形成与演变及呈现出与地域结构、族群关系密切的关联性。在某种意义上,中央王朝边疆开拓与地方治理的需要,以及杨氏 巨族 与中央王朝的不断互动,促成了飞山公杨再思由杨氏祖先向神明的演变;而地方官员不断借助该区域战乱等灾难性事件,创生飞山公灵应故事以配合中央王朝的敕封,以
商代是中华古文明的早期阶段、中国历史画卷在商代史的较为记忆上前赴后继地拉开。以古为镜,可知兴替。商代文明的发展时空,下启中华文化演进的先河,十一卷本《商代史》用断代史著述体例,通过有商一代历史事象与制
本书从人类学仪式理论的知识谱系、仪式的文学人类学解释、酒神祭仪的神话谱系、酒神的美学发生学原理及酒神的文学原型叙事等方面进行论述,对古希腊酒神与悲剧的原生性关联进行细致梳理,将酒神祭仪和酒神精神作为典型的文学叙事类型来阐释仪式的结构和功能。
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出品的《义乌民俗》从生产、生活、家庭、家族村落、礼仪、节日、信仰、社会八个方面,用章节体记述了义乌的习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义乌民风民俗的丰富内涵及演变历史,以及义乌四乡民风民俗的差异,尽可能追溯其源流及义乌各方不同的风俗,简述了新风俗。《义乌民俗》文辞简朴,并引用了一些义乌的民谚、民歌、民谣以增加趣味性。有的章节还涉及义乌周边地区风俗对义乌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是如何融合进纯朴的民风民俗之中。 ????
全书共四章,400余幅图,聚焦在希腊化时代和犍陀罗文明中的希腊元素、贵霜帝国的王朝艺术、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在犍陀罗的再造、佛像与菩萨像的兴起等四个方面,着重揭示作为几大文明汇聚地的犍陀罗是如何成为佛教的飞翔圣地,而佛教又是如何经过犍陀罗的再造逐渐东传的历史进程,是广大读者了解贵霜艺术、犍陀罗历史、佛教艺术较好的读本。
本书从家庭、家族、社区三个层面对一个陕北自然村落的村民仪式生活进行民族志书写,就城镇化背景下民间信仰变迁的组合形态、耦合机制、叠合结构进行总结分析,揭示了作为中国民间信仰基本精神的 善 。由此,本书提出 沖和的宗教 这一概念来说明中国民间信仰及其变迁的本质特征。
本书从文化学的角度挖掘和考察平原水稻、海岛和南方山区地区这三个不同区域中存在的不同文化形态,它的重点是民俗文化。通过对这三个区域具体文化形态的发掘和考察,提供一个地区民俗文化的概貌,让人们在进一步探索这个地区民间文化的理论体系时,有个比较全面的、真实的、活生生的了解。
朱子“道统”,与其说是哲学意义上的“破天荒之举”,毋宁说,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伟大的“精神事件”。 朱熹晚岁序定《中庸章句》,将“人心道心,精一允执”确立为吾族文化精神传承之统绪,即所谓“道统”者。朱子依此对《中庸》所展开的诠释与阐发,形成一经经纬纬之“统合”系统。然其关切则在回答“大公至正”的人类社会之如何可能的问题。朱子将“天道”观念运用于人与历史的解说,在理论上,以人之天赋善性作为合“情”讲“理”的社会形态之可能性依据;在实践设计上,则着重指出,握有公权力的主政者必须学为君子,此是实现有“道”理想的首要前提。朱子“道统”,与其说是哲学意义上的“破天荒之举”(陈荣捷语),毋宁说,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伟大的“精神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