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孝经》学史上，zui重要的注本当属流行于汉末至中唐的郑玄《孝经注》。可惜宋代以后，《孝经注》亡佚。有清一代，学人搜集郑玄《孝经注》不遗余力，极具代表性的是严可均辑本。皮锡瑞以之为据，作《孝经郑注疏》，成为清代《孝经》学典型的注本，也是今天理解《孝经》zui重要的注本。而百年来敦煌遗书出土，发现了许多郑玄《孝经注》残片。 《孝经正义》的意义有三：一是在经文上，还原唐明皇《孝经御注》改经之前的经文；二是根据新出土敦煌文献，结合严可均、皮锡瑞所集郑玄《孝经注》内容，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孝经》郑注本；三是对郑注《孝经》进行全面系统的疏解，即以清人解经的方式，详尽疏释《孝经》经文、郑注。
这本《了凡四则》，是明朝进士袁了凡根据他的亲身体会，用具体的事例，对比的方法，从理论上、心态上、学习上、行动上教育儿子如何安身立命、积德行善、待人处事的一部名著。它分四个部份，也就是四训。，安身立命之学。讲述他年轻时有人为他算命，说他命中无子，寿命也只有五十三岁。他信以为真，从此，心灰意冷，茫茫终日，不思进取，以此为了结一生。后经云谷禅师指点，经过实践，使他认识到命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于是，他努力学习，改正缺点，积极行善，诚作好事，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不仅得三个儿子，官也做到尚宝司少卿。第二，改过之法。他是怎么改正缺点，积德行善的呢？方法有三：（一）要发耻心。（二）要发畏心。（三）要发勇心。第三，积善之方。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如何积德行善，多作好事。第四，谦德之效。人以诚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
黄元吉学际天人，修养工夫又达到“金液还丹”的高深境界，他以精深的学养透彻阐发道的全体大用，将内圣外王之学和千古口口相传的返本还原之法融为一炉，宣泄于《道德经讲义》之中。 《乐育堂语录》是记述黄元吉内丹心法为详尽的一部书，细细品读，可以想见当时黄元吉因机设教、因人而异、循循善诱的动人情景。 道教内丹功宗师黄元吉一位学际天人，其修养工夫已达“金液还丹”高深之境界.他以精深的学养透彻阐发道的全体大用，将内圣外王之学和千古口口相传的返本还原之法融为一炉，宣泄于本书之中，且为详尽的记述了黄元吉内丹心法.所以本书对丹法不容错过的好书。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