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双语译丛》包括由辜鸿铭翻译的《论语》《大学 中庸》两种，辜鸿铭的儒学英译语言精练，词意精达，并纵贯中西，援引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将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帮助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辜鸿铭对儒学的翻译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近代讲解儒学的经典。这个版本也成为风靡欧美、通行世界的儒学英译读本。

《大学》（春秋）孔子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实现这三个修养目标，必须按照八个条目来循序渐进地实行。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春秋）孔子 在古人心目中，此书是修身治国的宝训。因此，两千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人的圣书。它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的影响，后人称之为“半部论语治天下”。《中庸》（春秋）子思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劂中。《孟子》（战国）孟轲 孔子以后有影响的一位儒家大师。被世人奉为“亚圣”。唐代思想家韩愈认为，孔子的精髓惟孟轲传承，“柯之死，不得其传”，足见孟子的地位。《尚书》（战国）孔子 是我国现存古老而完整的史书，它是对

四书 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 初学入德之门 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 孔门传授心法 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 笔之子书，以授孟子 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 ，简称即为 四书 。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

《论语》 中国人的圣经 《论语》是儒家学派经典之作。南宋朱熹将其与《大学》《中庸》《孟子》合为 四书 。 《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汉书 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这一说法，大体可信。原始记录杂出于众手，*后编定当在战国初期，以曾参门人为主。《论语》一书是集章成篇的体例，各章间的关系性较小。 《论语》的核心思想为 仁 ，提倡 仁 义 礼 智 信 ，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其内容广泛深邃，其风格隽永含蓄，对后世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孟子》

唐代韩退之、李习之、赵宋司马君实与二程对后来被称为“四书”的古代文献已经重视有加。特别在南宋朱熹鼓吹之后，直到清末，《四书》为士子、熟读之书。因为不这样，莘莘士子就 没有进身之阶。当时统治者要利用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就在《四书》里，土人读好了《四书》，才会得到赏识。明清两朝已有少数人反对《四书》的孔孟之道，嘲笑让《四书》禁锢了头脑的儒生。清亡之后，《四书》宣扬的孔孟之道遭到两次大规模的严酷的批判：一次在上世纪的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另一次在上世纪的“文革’’时期。经过这两次大批判，特别在后一次“革命”之后，《四书》在扫除之列，地位一落千丈，这个命运与《五经》一样。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中，不知《四书》为何物者居多。 可是时至今日，不知《四书》为何物的中学生不多

《民国双语译丛》包括由辜鸿铭翻译的《论语》《大学 中庸》两种，辜鸿铭的儒学英译语言精练，词意精达，并纵贯中西，援引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将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帮助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辜鸿铭对儒学的翻译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近代讲解儒学的经典。这个版本也成为风靡欧美、通行世界的儒学英译读本。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

《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她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五经》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 、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 《四书五经》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大学》（春秋）

《论语》是一部道理书。其所说道理，非一种之道理，乃道理赅遍、无出其外者；而其所以言说此惟一之道理者，又非“托之空言”，乃落于实事实情，又足以泛应曲当。在对于《论语》的这一根本认识基础上，作者以朱子《论语集注》为楷模，以“读者”为自我身份期许，逐篇逐章、逐句逐字地对《论语》进行品味、寻绎，一扫清人解经习气，独会儒家哲学之大纲领。比如，（一）儒家之道作为天下共由之道，而不仅仅作为儒门之特别教义；（二）此道理之本体可以直观直击，莫隐莫遁；（三）直观此道理者乃本心天明，昭昭灵觉，不昧而难欺；（四）道理本体发动不已，发动为用，则处处落实，而为秩序规矩，而为理路统绪；（五）规矩、统绪皆是用，用处不但见体，作用亦是成体；（六）然与应然不一，所以然与所以应然不异；等等，对于这样一些儒家哲

《诗经》本称《诗》，列为儒家经典后称《诗经》。它编成于春秋时代，收录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首。相传周王室派专人收集民间诗歌，是为“采诗”，因而辑集成诗集。据《史记》等书记载，认为《诗经》系孔子删定，近人多疑而否其说。《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产生地域为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其中《国风》大都是民歌，《雅》多为宴会乐歌，《颂》多为祀神祭祖之诗。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普遍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诗经》的优秀诗篇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极富艺术感染力，因而为历代所推崇。汉代传《诗经》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诗学”，西汉

《四书五经》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和《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左传》“五经”的合称，自从南宋著名学者朱熹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就成为了此后儒学的基《四书五经（套装全5册）》目，儒生学子的之书。 《论语》、《孟子》分剔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北宋时期的程颢、程颐兄弟曾大力提倡这两篇。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

刘宝楠，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后的一个阶段。清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体记训篡等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