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论语大学中庸(精)》此次整理，即以朱熹的《论语集注》、《大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集注》为底本。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白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三代之隆，其法寝備，然後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翠。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人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人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
《四书》又称《四子书》。四书中，只有《论语》从汉代即被尊为经典；《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独立成书，跟《孟子》一样，并无特殊地位。隋唐时期，三书才逐渐受到重视；至宋，朱熹承袭 二程 （ 程颢 、 程颐 ）的观点和做法，大力推崇此三书，使之与《论语》并重。从三十岁开始，朱熹便对四书下功夫，并分别做注。《大学》《中庸》的注称为 章句 ，《论语》《孟子》的注，因为引用程说和他说较多，称为 集注 。1182年，朱熹正式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称为《 四书章句集注 》，简称《 四书集注 》。经学史上的 四书 之名才*次出现，并从此开创了汉唐崇《五经》，唐后重《四书》的时代。
本书是中国文化名著《论语》全本的今注今译。内容包括：（1）解题。勾勒《论语》二十篇中每篇的主题思想，或阐明论述的几个问题，或分析孔子所持的观点，理清其内在的逻辑结构。（2）原文。每段摘录，并加以标点。（3）今泽。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用现代汉语加以直译。（4）注释。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对原文中难以理解的字、词作解释。（5）评述。先用一句话对每段原文的主旨加以概括，然后以作者的领会与见解为主，择善介绍古今注疏家的诠释。全书资料丰富，文句流畅，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古籍读本。
《诗经》本称《诗》，列为儒家经典后称《诗经》。它编成于春秋时代，收录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首。相传周王室派专人收集民间诗歌，是为“采诗”，因而辑集成诗集。据《史记》等书记载，认为《诗经》系孔子删定，近人多疑而否其说。《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产生地域为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其中《国风》大都是民歌，《雅》多为宴会乐歌，《颂》多为祀神祭祖之诗。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普遍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诗经》的优秀诗篇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极富艺术感染力，因而为历代所推崇。汉代传《诗经》者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诗学”，西汉
《民国双语译丛》包括由辜鸿铭翻译的《论语》《大学 中庸》两种，辜鸿铭的儒学英译语言精练，词意精达，并纵贯中西，援引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将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帮助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辜鸿铭对儒学的翻译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近代讲解儒学的经典。这个版本也成为风靡欧美、通行世界的儒学英译读本。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
《孟子译注》是杨伯峻先生的力作，注释准确，译注平实，是当代*好的《孟子》读本之一。本书作为一部通俗的古典名著读本，不但能帮助一般读者读懂《孟子》一书，还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本书是《论语译注》的姊妹篇，杨伯峻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当代人学习《孟子》的 基本书 。
《论语译注》 《论语》是一部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其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本书分注释、译文、点三部分，在参考历代和当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论语》进行了逐篇逐章的注译和解读。 《孟子译注》 孟子名轲，表字无传，战国时邹国人。孟轲是鲁国贵族之后，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孟轲主要由母亲抚养成人。孟母很重视对孟子的教育，历史上广泛流传着“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的故事，足见其良苦用心“。本书是继《论语》以后重要的儒家经典，记述了孟轲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记述了孟轲主张仁义、反对暴政和武力兼并的政治思想，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全书
这部关于《尚书》研究的论文集，是编者汇集长期诵读和不断研究《尚书》过程中所撰文章而成，不过尚未尽《尚书》全书，只是汇集已发表或正在安排发表的论文而已。粗粗回头看了一下，除简述《尚书》学历程者外，主要只是谈了《尚书》的周初各篇，虽然很想继续写下去，但因自己年事已高（今年八十有八），纵使能继续写一点，显然已无法完成《尚书》全书各篇的研究工作了。这在自己是沉重怀抱着的遗憾！不过编者小有所为者，已费三十余年功力撰著成一百六十万字的《尚书校释译论》一书，稿交中华书局，已承关怀争取今年出书，但以内容繁重，显然将待明年了。那不是对《尚书》的评析研究，而趋重对《尚书》全书。自然规律使年龄即将届九十的编者无法全部完成整理《尚书》的宿愿，只能将抱恨终天了！仍然只能像颉刚恩师那样，殷殷期望后起之
《论语》 中国人的圣经 《论语》是儒家学派经典之作。南宋朱熹将其与《大学》《中庸》《孟子》合为 四书 。 《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汉书 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这一说法，大体可信。原始记录杂出于众手，*后编定当在战国初期，以曾参门人为主。《论语》一书是集章成篇的体例，各章间的关系性较小。 《论语》的核心思想为 仁 ，提倡 仁 义 礼 智 信 ，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其内容广泛深邃，其风格隽永含蓄，对后世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孟子》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
胡奇光、方环海撰写的《尔雅译注》是我国*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也是*一部由晚唐政府升列为 经书 的上古汉语词典。他比《孟子》升格早，因此在《十三经》里的排次，也在《孟子》之前。百科名词含社会生活和自然万物两方面。自然万物名词又可分为天文、地理、植物、动物等类；社会生活名词则可分为人的家族关系和人的日常生活两类。
《论语》是一部道理书。其所说道理，非一种之道理，乃道理赅遍、无出其外者；而其所以言说此惟一之道理者，又非“托之空言”，乃落于实事实情，又足以泛应曲当。在对于《论语》的这一根本认识基础上，作者以朱子《论语集注》为楷模，以“读者”为自我身份期许，逐篇逐章、逐句逐字地对《论语》进行品味、寻绎，一扫清人解经习气，独会儒家哲学之大纲领。比如，（一）儒家之道作为天下共由之道，而不仅仅作为儒门之特别教义；（二）此道理之本体可以直观直击，莫隐莫遁；（三）直观此道理者乃本心天明，昭昭灵觉，不昧而难欺；（四）道理本体发动不已，发动为用，则处处落实，而为秩序规矩，而为理路统绪；（五）规矩、统绪皆是用，用处不但见体，作用亦是成体；（六）然与应然不一，所以然与所以应然不异；等等，对于这样一些儒家哲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