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通鉴（全8册）》是继《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后一部重要的古代编年体史书。 继承了通鉴传统，同时体例有所创新，前编、后编保留了元末、南明的大量史料，是通鉴著作中有相当价值的一部史部要籍。 本书是夏燮一生精力的结晶。他不满记载颇失其真的官修《明史》，决意从事明史的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参证群书，考其异同 ，乃写成《明通鉴（全8册）》。 《明通鉴（全8册）》共一百卷，二百余万字，记载明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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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由魏徵、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人编撰的。该书辑录了历代帝王治国的资政史料，撷取了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65种，共50余万言。书成，诚如魏徵于序文中所说，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对今人而言，此书虽为治国理政而编，但其中的思想对于领导干部如何为政、企业家如何治企，乃至个人如何修身齐家，都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尤其是《群书治要》所体现出的古圣先王的治国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化解世界冲突，都有着很高的借鉴价值。 本书作者在阅读《群书治要》后，深感此书实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至宝

王船山读通论论舆宋论，为船山遗书史类中之雨种。遗书旧刻祇有零种单行，不成都帙，其板早，绝，清道光时，船山裔孙名世全者，始谋汇刻各种，新化邓氏实主其事，然亦祇经类十八种，板复旋毁。至同治初，湘乡会氏重刻于金陵，则于遗书搜访较备，经史子集四类皆有。由刘毓崧张文虎等参舆校鲜。惟书中凡触及当时忌讳者，或加改窜，或留空格。而史论两种，因诵习者众，流传颇广，坊间多有翻刻，石印排印，不一而足，耍皆自金陵刻本出。今兹校点，郎用金陵刻本为底本。二十年前，马宗霍，先生尝先后获见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船山遗书抄本若干种，史论两种适在其内。因借抄本就刻本对雠，则空格之字皆全，改窜之迹亦显。比连写为校记，初未示人，士彦此次承中华书局之约，从事整理，实得力于此校记。过刻本有空格而抄本不空者，郎据以补之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绝无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階層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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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干部读本 《群书治要》五十卷，唐魏徵等奉敕撰。《新唐书》萧德言本传说：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博而要，曰： 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赍赐尤渥。 本书依经、史、子三大类，上始五帝，下至晋朝，自六经至诸子所载有关治道政术、涉及劝诫的文字，均予辑录。书成后，唐太宗各赐诸王一部。可以说这是一代英主为自己及其子弟特令魏徵等人编撰的读本。天宝十三载（754），唐玄宗要了解古代 政理之要 ，可是 史籍广博，卒难寻究 ，就询问李泌该读什么书。李泌即推荐《群书治要》 作为古代著名政治家的魏徵，领衔编撰《群书治要》，其取舍之意，是后世诸儒难以企及的。而阮元所肯定的作手萧德言，史称他 博涉经史，尤精《春秋左氏传》，好属文 。贞观中任著作

本书是四位清代在台湾任职的湘籍官员著述的合刊，包括朱景英《海东札记》、黄逢昶《台湾杂记》、刘璈《巡台退思录》和黎景嵩《台海思痛录》(托名思痛子撰，今整理者据陈恭沅撰《黎景嵩墓志铭》，认定思痛子即黎景嵩，详见后文)，所著皆是关于台湾社会变迁、风土人情等，均被收入《台湾文献丛刊》。

《两汉经学的历术背景》(作者郜积意)是关于研究中国汉代天文历法的专著，收录了：飞爻、伏爻、世爻及二十八宿人卦、建候积算之例、五行人卦中的分象问题、吉凶判断的其他因素、京房的六日七分说、试以“殷历”说“五际”，兼释《翼奉传》中的六情占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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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苏轼的“滑稽文学”。作者不但记载了许多的朝野大事，也融铸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涉笔成趣。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明代小品文的风格。

陈师道撰的《后山谈丛萍洲可谈》介绍：《后山谈丛》和《萍洲可谈》是宋代两部重要的史料笔记。前者对北宋重要史实人物关注尤多，间或涉及书法绘画、农事水利、佛徒道流以及奇闻异物等；后者为作者朱彧随父游宦所至见闻的记录，尤其在广州的见闻*为可贵，另外亦涉及宋代朝章国故、士人风气等。两书史料价值甚大，有裨益于宋史研究。两书皆由李伟国先生整理，校点精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