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以 为君亲政、贤明之道 为出发点所编写的一部巨著，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贞观政要集校》中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是唐太宗君臣探寻致治之道的一部重要言论集，包括为君之道、政体、任贤、纳谏、文教、务农、刑法、征战、安边以及太子诸王教戒、处理政务的态度和做法，直至如何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深受唐、宋以来有作为的帝王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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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出自已近三十年，今兹三版，有校订机会。惟近年工作既忙，又不便增补太多，影响版面，故未能随心所欲，多所增补，主要只是校订脱误而已；但久已发现之脱伪得到更正，心甚慰。 此次出自，书名标目稍有改动。盖原撰续隋唐地方行政制度，与秦汉魏晋南北朝合为一书，故直颜曰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今因兴趣转移，县年事已迈，自度已无续撰隋唐之部之可能，故分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各自为书，但前面序文为全书而写，故总题仍旧，而以甲部乙部别之，将来如有同好，自可丙部丁部庚续为之也。 双此次改版，余远万香江，不及督印亲校，一切烦邢义田、廖伯源两位先生任之，仅此致谢。
《贞观政要》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是和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忠诚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是因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位，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
《南朝梁会要》系据北京图书馆藏朱铭盘未刊手稿整理点校。按传统《会要》体例，将萧梁一代的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分门别类，排比组织，其内容采自《梁书》、《南史》、《陈书》、《隋书》等正史，资料较为翔实丰富，便于读者明了梁代典章制度和史事源流，省却搜检之劳，兼有工具书之作用。朱铭盘，字曼君，江苏省泰兴县人。生于清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卒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为清代举人。他于光绪三年至浦口，客庆军统领提督吴长庆军幕。八年，随吴长庆去朝鲜。十年，又随吴返金州。十四年，复至金州，客张明光幕。十九年，卒于旅顺。曾先后四次入京会试不第。生平与军幕相始终。一生著述颇多，主要的有《晋会要》、《宋齐梁陈会要》、《四裔朝献长编》、《桂之华轩诗集》。以及《桂之华轩骈文》等。...
明堂制度萌芽于上古社会的晚期，成熟于西周初年，消亡于明代末年，是我国古代社会礼制体系中为重要的制度之一。本书细致地解析并诠释了名堂制度的基本范畴和主要功能，扼要地勾勒出明堂制度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脉络，并解释了其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初步解答了诸如明堂的定义及功能、明堂礼的地位、大体上廓清了明堂制度与总体祭祀制度、郊祭制度、宗庙制度等其它礼制的关联，讨论了古代礼制史和礼制建筑史研究中与明堂礼有关的一部分重大问题，还简要探讨并描述了明堂性质的演变过程；指出明堂所表现的意义是君权神授，其本质则是维护人间与神界为紧密的关系。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十通》是書名帶“通”字的十部大書的總稱。唐代杜佑撰《通典》後，有南宋鄭樵撰《通志》、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合稱《通典》。清乾隆時官修的《續通典》、《清朝通典》、《續通志》、《清朝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加上前面三一通，稱為“九通”。 一九二一年，浙江南潯劉錦藻撰成《清朝續文獻通考》，始有“十通”之名。 《十通汐是一套有關我國歷代典章制度的大型工具書，共計二千七百多卷，内容廣博，規模宏大。有了它，就能基本上掌握歷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制度方面的資料，更便於了解各項制度的沿革。它無疑是文史工作者和單位圖書館、资料室的必備工具書。
崔寔《政论》和仲长统《昌言》是中国汉代政治思想的名著，表现了汉朝统治模式延续三百余年后遭遇的精神危机和士人对时局的分析认识。其中的观点如对王朝兴衰周期的分析、对君主专制弊病的揭示等，均具有原创意义而受到历代政治家和帝王宰辅重视，被《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官方类书收录。在哲学史和政治思想目前均具有重要意义。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徵、房玄龄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诤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是和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忠诚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是因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位，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谏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