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三十五万余字，按地区分卷，内容涉及明代朝廷和北方少数民族、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朝廷镇压西南少数民族、平定宸濠叛乱等事件，以及兵制、驿递、马政等方面，既是研究明代军事和边防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王琼生平和思想的*手资料。
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是现已发现的体量大、时间跨度较长、保存相当完整的清代县级衙门档案，起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迄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11.3万多卷，250多万件，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内容丰富的清代县级档案文献资料宝藏，被史学界誉为 一座内容极其丰富的文献宝库 。档案详细记录了从清代乾隆朝至宣统朝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 巴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社会生活状况，是了解清代基层社会状况不可替代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它不仅是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极其难得的史料遗存，也是我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 清代巴县司法档案约9.9万卷，占巴县档案总数的84%，时间跨度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长达154年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 道光朝》收录了清代道光时期巴县衙门档案中的部分司法类档案，四川省档案馆从近10万卷的原案卷中挑选了不同类型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司法档案，共10个案件，涉及产权、贸易、宗教、烟赌、家庭、妇女、婚丧嫁娶、抚养继承、盗窃争斗、命案等不同类型司法判例，各审级的程序过程完整且诉讼请求内容丰富，真实再现了清朝中后期西南地区地方政府司法机构的运作和司法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及普通民众生活的众多方面，具有突出的研究利用价值和资政意义。
严耕望（1916 -1996），安徽省桐城县人， 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师从于历史学家钱穆。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教职。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严耕望专治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以治学方法严谨闻名。其研究向来建基于庞大的原始文献和细密的考证，凭着学术成果和学识修养，严耕望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如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悼念文章中就称他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本书为《严耕望史学著作集》中的一种，对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辨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巨著。
《文献通考》，是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全书共348卷，分为24门，分别为：田赋、钱币、*、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点校本《文献通考》，以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武英殿校刊本为底本，以余谦补修本（简称元本）、慎独斋本（简称慎本）、冯天驭本（简称冯本）、光绪二十二年浙江书局（简称局本）刻本为校本，并查阅《通考》所用的其它书籍，吸收近人校勘成果
清朝会试共举行112科（正科84、加科2、恩科26），录取进士两万余名（不包括武科进士），然而现存各种“题名碑录”还有大量的问题，如姓氏错误、人名错误、籍贯错误及遗漏未收等情况，至今也没有学者对此作一番系统之整理。此次编纂校订，作者以《国朝进士题名碑录》为底本，然后根据国子监所刻题名碑的全部拓本、各种履历表齿录如《清代朱卷集成》、地方志中的“选举志”、专题文献如《词林辑略》《清秘述闻》以及相关传记史料如行状、墓志、年谱、家谱、档案等文献中的有关内容，逐一校核，隶定正确的人物资料，凡有异同，写出校记。 《清朝进士题名录（上中下）》分两部分组成，部分为《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按科年著录清朝全部进士，未参加当年殿试者附于相应科年之后。每一进士为一条，依次注明籍贯、甲第、名次，有关考证资料
《贞观政要集校》中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是唐太宗君臣探寻致治之道的一部重要言论集，包括为君之道、政体、任贤、纳谏、文教、务农、刑法、征战、安边以及太子诸王教戒、处理政务的态度和做法，直至如何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深受唐、宋以来有作为的帝王的重视。
本书出自已近三十年，今兹三版，有校订机会。惟近年工作既忙，又不便增补太多，影响版面，故未能随心所欲，多所增补，主要只是校订脱误而已；但久已发现之脱伪得到更正，心甚慰。 此次出自，书名标目稍有改动。盖原撰续隋唐地方行政制度，与秦汉魏晋南北朝合为一书，故直颜曰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今因兴趣转移，县年事已迈，自度已无续撰隋唐之部之可能，故分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各自为书，但前面序文为全书而写，故总题仍旧，而以甲部乙部别之，将来如有同好，自可丙部丁部庚续为之也。 双此次改版，余远万香江，不及督印亲校，一切烦邢义田、廖伯源两位先生任之，仅此致谢。
《贞观政要》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是和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忠诚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是因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位，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
《南朝梁会要》系据北京图书馆藏朱铭盘未刊手稿整理点校。按传统《会要》体例，将萧梁一代的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分门别类，排比组织，其内容采自《梁书》、《南史》、《陈书》、《隋书》等正史，资料较为翔实丰富，便于读者明了梁代典章制度和史事源流，省却搜检之劳，兼有工具书之作用。朱铭盘，字曼君，江苏省泰兴县人。生于清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卒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为清代举人。他于光绪三年至浦口，客庆军统领提督吴长庆军幕。八年，随吴长庆去朝鲜。十年，又随吴返金州。十四年，复至金州，客张明光幕。十九年，卒于旅顺。曾先后四次入京会试不第。生平与军幕相始终。一生著述颇多，主要的有《晋会要》、《宋齐梁陈会要》、《四裔朝献长编》、《桂之华轩诗集》。以及《桂之华轩骈文》等。...
本书是晚明晋江人黄凤翔的诗文集和史书，包括《田亭草》和《嘉奖大政类编》两种。《田亭草》共有 20卷，涉及策问、奏疏、序、记、说、传、行状、墓志铭、墓表、诔、祭文、启、书、试策、论、像赞、赋等多种文体，总计近300篇。除了作者自序之外，甘雨、李光缙等为该集作序。《田亭草》主要涉及怀古、感时、咏物、即事、即景以及往来唱和等内容。《嘉靖大政类编》无分卷，按照大礼、四郊、庄肃谥议、章圣南祔、京营、河道等18个主题分别编纂，大体上囊括了明世宗一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事，对研究晚明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信国学大典（50册）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元代典章制度方面的文献，除“元史”志书外，其他如“经世大典”、“大元通制”等书都已散佚，如今幸赖“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之存世，始足以供研治者之参考。其书存世早刊本，即本院所藏之元刊本。但因书册前后不附任何序跋，既不详编辑者姓名，也不悉刊刻的确切时间，惟据书中所收录的元代中央暨各地方行省檔案，止于元延佑七年（一三二○）十一月，推测其成书应为元仁宋末季或元英宗登基之后，再以书中字体判断，应是建阳书坊所刊刻。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一书，自明以来，未见翻刊，存世元刊本，民间也未见着录。据明“文渊阁书目”载有：“元典章一部，十册，阙。”不知其是否为刻本或钞本，但其书在万历年间已失传。民间藏书家，偶见有钞本传世，“千顷堂书目”及“述古堂书目”所载者均为钞本十五卷，就卷数言，不若此本六十
《十通》是書名帶“通”字的十部大書的總稱。唐代杜佑撰《通典》後，有南宋鄭樵撰《通志》、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合稱《通典》。清乾隆時官修的《續通典》、《清朝通典》、《續通志》、《清朝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加上前面三一通，稱為“九通”。 一九二一年，浙江南潯劉錦藻撰成《清朝續文獻通考》，始有“十通”之名。 《十通汐是一套有關我國歷代典章制度的大型工具書，共計二千七百多卷，内容廣博，規模宏大。有了它，就能基本上掌握歷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制度方面的資料，更便於了解各項制度的沿革。它無疑是文史工作者和單位圖書館、资料室的必備工具書。
《贞观政要》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是和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忠诚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是因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位，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谏诤?
] 记述中国从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通史。简称《通考》。作者马端临。马端临约从30岁时开始，用20多年的时间，在《通典》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补充，撰成该书。把《通考》分为田赋、钱币、*、职役、征榷、市籴、上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24门，各门再分子目，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作者的新创。《通考》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各朝正史、历代会要、《资治通鉴》等史书外，还采用了私家著述的史书、传记等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这些史籍记载就是文，文的意思是典籍。此外，在叙事中还引用了很多当时臣僚的奏疏和学士名流的议论。这些奏疏、议论就是所谓“献”。“献”的意思是“贤者”。因为作者企图通过这些
唐才常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其著作版本，主要有1898年长沙刊本《觉颠冥斋内言》四卷(1902年夏重新铅字排印)，1900年刊本《浏阳二杰遗文》(第二卷即唐才常遗文)，1980年中华书局版《唐才常集》。上述三书均只收录了唐才常的部分著述，还有大量的作品散见于《湘学报》、《湘报》、《民权素》、《大陆》、《亚东时报》等清末民初的报刊，唐氏家属和一些图书馆也藏有唐才常的手稿。《唐才常集》以《觉颠冥斋内言》为主体。该书是唐才常生前刊行的专辑，由其弟子邹柽贤编辑而成。此次整理，即以长沙刊本为底本，加以校点。此外，我们还收集了唐氏散见于各报刊的论文、书信、诗赋等若干篇，大部分是对研究晚清历史尤其是唐才常维新思想有价值的文献。
《群书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 599 年 -649 年， 626 年 -649 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 631 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
“食货乃八政之一，而盐又食货之一也。”盐法上关国课，下裕民生，在古代社会是国家经济的重申之重。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大片滩涂，地理条件非常适合盐业生产。自秦汉开始，浙江地区的盐业生产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两浙地区的官修盐法志书，首推明代嘉靖年间御史刘仕贤纂修的《雨浙嵯志》。雍正年间，名臣李卫“总督浙江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管巡抚盐政兼理江南七府五州督抚事务”，奉旨修撰《雨浙盐法志》十六卷，雍正六年刊刻。 嘉庆年间，浙江巡抚阮元和两浙盐政官员延丰，有感于李卫旧志修于七十年前，“阅时既久，互有异同”，遂上书求重修《盐法志》。嘉庆七年，《两浙盐法志》修成。全书三十卷，卷首二卷，后附李卫旧序和阮元、延丰序，肉容完备，材料丰富，是清代为完备的雨浙地区
《通典(全5册)(精)》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 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而本套书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本套书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