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2019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系清代著名辑佚学家马国翰的藏书目录，二十五卷，共著录藏书4381部。所著录的均为常见版本之常见书，在诸书目中独树一帜。每书均附以提要，撮其要旨，论其得失，记其版本，考其授受。在中国目录学目前，本书不失为私人藏书目录的一部经典之作。
本书分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活字本、抄本、批校本、丛书的鉴赏与收藏，初印和后印共十讲，涵盖了古籍版本鉴藏的方方面面。全书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直观形象，集中展现了作者长期从事古籍收藏、鉴定和研究工作的亲身体会和重要心得，颇有鉴藏教材的意味，可为广大古籍整理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提供全方位的指导。
《女诫》七篇言简意赅，针对女性在传统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特点，教导妇女以谦敬守礼、贵柔处顺的方式立身处世。按照班昭在序言中的说法，此书是为了教导自己的女儿而创作的，希望她们出嫁之后能谨言慎行，免遭耻辱。班昭以女性的身份，首倡基于儒家立场的女教思想，开启了后世女性创作同类作品的风气。这些由女性编撰的著作作为传统社会女子教育的教材读物，基本奠定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伦理价值观念，对千余年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其观点存在时代局限性，然其所提倡的“卑弱”“谦顺”“执勤”等德行在过去帮助了女性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中以退为进，安身立命，同时对于现代读者在和顺夫妻关系、构建和谐家庭方面也能起到正面的启发作用。《闺范》一书共四卷，第一卷为嘉言，摘录了四书五经以及宋代以前的著述中关于女子教
《千字文》原名《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是由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组成的韵文，周兴嗣奉梁武帝之命编撰。它既是启蒙识字教材，又是习书法的范本。作为影响广远的蒙学经典，还被翻译为日文、英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不管《千字文》有多么深厚的文化积淀，其基本目的还是识字第一。要读懂蒙学经典，学会并使用通用汉字，必须了解文字的构形理据，用六书理论来分析字形，以明构字表词的原本意义。《千字文解字释义》共分四个板块：带拼音的原文、现代汉语译文、对原文的串讲、解字，而重点是解析《千字文》1000字的构字理据及其词义系统，涉及近500个构字部件（独体文）的形体分析，《说文》540部首所释字根基本得以覆盖。最后制作了单字的音序索引。全书实际解字2000字左右，可适应中小学语文课程和社会上有关爱好者的识字
其诗文集因触清代忌讳，后世传本删改多加窜改和删削。解放后重新整理，分为十六卷：凡《文集》六卷，《余集》一卷，《蒋山佣残稿》三卷，《佚文辑补》一卷，《诗集》五卷，《集外诗补》三首，《熹庙谅阴记事》，总名为《顾亭林诗文集》，是顾炎武诗文集较为完备的一种，纳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而揖让进退之间、衣冠带履之上最能见出礼仪，所以又称衣冠上国。因有服章、礼仪，“华章曰华，大国曰夏”，中国又称华夏。凡此种种，都说明衣冠带履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早在先秦时期，衣冠就已成为区分族群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在早期与域外诸族的接触过程中，这一基本特征得到强化并已对外施加影响。虽然影响并不是单向的，但在古代，中国服饰的对外影响是主要的。这种影响又主要发生在隋唐及元明时期。仅就东亚而言，日本的和服虽然与中国古代服饰相去甚远，但其发展的初始阶段，曾受到中国隋唐服饰的强烈影响；韩国的韩服与中国元明服饰具有较高的相似度，也表现出元明时期两国关系的深刻印记。那么，中国古代服饰的对外影响，在东亚各国服饰的历史与现实中有没有具体的体现呢？本书即立足中国古代服饰，基
全书共十卷，前有前言，溯源历史，探究古今，厘清《玉台新咏》的流传和编撰缘同和过程及其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卷一至卷四，所收全为两汉、两晋、宋齐之古诗、乐府，卷五至卷八大多属于所谓的“宫体”诗，卷九为杂言诗，除三言、六言外，多为七言诗，卷十为古五绝，也多古调古趣。每卷前有“导读”，正文每首诗前有作者简介和“题解”，诗后有“注释”和“今译”。作者以深厚的学养对诗歌进行注释，以优美的诗性的语言进行翻译，非常有助于读者学习、欣赏及做研究之用。 通读全书读者自然会明白，《玉台新咏》内容虽全涉女性，反映女性的生活，表现女性的情思，描绘女性的柔美，吐露女性的心声，但并非都是靡靡之音，而是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妇女真实的生存状况、丰富的情感世界，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总之，本书对于充分欣赏和准确
本书为《国家图书馆藏未刊稿丛书》之《书札编》之一种，收录了晚清四位官员学者与友朋、族戚间的往还书札：王懿荣《王懿荣往还书札》、缪荃孙《艺风堂同人尺牍》、黄彭年《黄子寿先生遗札》、赵宗建《赵宗建友朋书札》。这些书札大都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展示了 他们的日常生活，又记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时事、学术（金石学、版本目录学、方志编纂、诗文等）、文化教育、风俗等等情况，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末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