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6年成书的《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四十二个，是历代字书的集大成之作，可以满足读者阅读和研究古典文献时查检的基本需要。 本字典以道光王引之订正本《康熙字典》为底本，参校别本，重新横排出版。全书逐句加标点，主要使用逗号、句号、冒号、书名号等。为方便读者使用，在原注音反切、直音后加标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原书无篆文，现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将规范小篆附于正文字头之后。书末新编四角号码索引，收入原书正文、补遗、备考中全部字头，以便检索。 此次重印，我们在原书的基础上约请专家、学者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对原书中一些错误作了挖改，使得重印本既保持了本词典的原有特色，又提高了质量，将更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
建阳刻本自宋代流播海外，对周边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影响甚巨，和刻本、朝鲜本、安南本与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本书是以和刻本汉籍为考察对象，编纂而成的日本翻刻建阳刻本汉籍之专门性图录。共收集和刻汉籍78种（另附录抄本7种），并加以考释，一一揭示其与建阳刻本之间的关系，以助益建阳刻书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研究及中日书籍交流史研究。
本书为乾嘉考据学研究的成果，作者在《乾嘉考据学研究》的基础上，积三十余年之功，再著新论，内容涉及到乾嘉考据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所讨论的专题，还是资料的搜求，都力图突破前贤，对旧说多有纠补，推陈出新。不仅对乾嘉考据学与宋学的关系，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关系，考据学研究方法，《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清代藏书印与藏书的关系，还对惠栋、戴震、钱大昕及其学术，江藩《汉学师承记》、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等，都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见。尤其是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现实关怀等方面，通过对200名考据学家的进行量化分析与研究，指出乾嘉考据学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国家与社会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着值得骄傲的 事功之学 ，有着直面人生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用
《说文古籀补三种(附索引)》讲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很好地使用西周的金文材料，它所收的古文、籀文实际上都是战国时代的文字。清代《说文》之学大兴，学者们除了利用文献材料研究《说文》外，开始注意到了出土的金文。首开风气的是严可均，他利用金石文字资料撰成《说文翼》，但不传于世。后来，王筠的《说文句读》采及金文资料，庄述祖撰《说文古籀疏证》专门收录出土文字，逐渐形成风气。 在这方面，较突出的是吴大激的《说文古籀补》。吴大潋（一八三五－九〇三》，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对古文字有较高的造诣。他认为《说文》所收的古文、籀文都是周末（及战国时期）文字，真正的西周古籀真迹许慎并没有见过。
1716年成书的《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零四十二个，是历代字书的集大成之作，可以满足读者阅读和研究古典文献时查检的基本需要。 本字典以道光王引之订正本《康熙字典》为底本，参校别本，重新横排出版。全书逐句加标点，主要使用逗号、句号、冒号、书名号等。为方便读者使用，在原注音反切、直音后加标汉语拼音和注意符号。原书无篆文，现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将规范小篆附于正文字头之后。书末新编四角号码索引，收入原书正文、补遗、备考中全部字头，以便于检索。
本版的修订，以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方针，根据本书的性质、任务，删去旧辞源中的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语，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增补一些比较常见的词目，并删去少数不成词或过于冷僻的词目，单字下注汉语拼音和字母，并加注广韻的反切，标出声紐。广韻不收的字，采用集韻或其它韻书、字书的反切。释义力求简明确切，并注意语词的来源和语词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封书證文字都作了复核，并标明作者、篇目和卷次。
金文，即古代青铜器上面的文字，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问题，历来为学者所重视。研究金文的编着，可谓汗牛充栋，早已成为古文字学习中的独立分支之一。 金文字书受到大家欢迎，不是偶然的。金文在古文字中居重要地位，是由于它有着下列几个特点： 是时代长。青铜器上出现铭文，据现有材料，是在商文化的二里冈期，既商代早中期。 第二是变化多。商周各时期金文，各有独特的面貌。 第三是书法好。有的古文字，如早骨文出于契刻，虽别成一格，但连刀所得，究竟与毛笔书冩有所不同。 翻阅本书，处处可见作者的匠心。书中收录金文约一千字，已将已识的常见字大体网罗。每字字头用楷体，并列小篆，便于观览；字下注今音和古音，也省了读者另外查检的功夫。 书中所列金文字形，考试到不同时期的多种字体，也兼顾结构演变的次
《古籍研究》(总第74辑)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指导，收录林日波《南宋 通鉴 学论著考论》、查金萍《桐城派始祖方苞对韩愈的接受》、崔广洲《论宋儒孙觉对 春秋 的诠释》等2021年古籍研究、文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四十二篇，内容涉及文史专论、目录与版本、校勘与注释、文献辑考、古文字研究、年谱与传记、皖籍文献专题、 学术丛札、文献学评论等诸多领域，反映了国内古籍研究界的动向。本书适合古籍整理等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和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阅读与使用。
《说文解字》是中国历史上本古代文字研究典籍，也是中国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成书于汉代。作者许慎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作为两汉文字训诂学之集大成者，《说文解字》既是中国古代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汉语字源的文献精品，同时也是千百年来流传广和使用多的中华典藏古文工具书。此外，《说文解字》对字的解释，保存了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反映了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等。可以说，它是一部划时代的书。它不仅在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崇高的地位。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它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小，反而越来越大。 《彩图全解说文解字（套装上下册）》对《说文解字》的全本内容进行了全注全译，帮助读者扫除阅读障碍，同时还配有数百幅具有解字作用的精
避讳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避讳实际包括敬讳、忌讳与憎讳三种情况。由于封建礼制、礼俗的规定、约束，或出于敬重的原因，而不敢直称尊长名字，以至讳用与尊长名同或仅音同之字的，这是敬讳。如汉武帝名彻，汉人讳“彻”为“通”，而《史记》、么漠书》并称“蒯彻”作“蒯通”等。 出于迷信畏忌心理而讳用、讳言凶恶不吉利字眼或音节的，这是忌讳。如吴人讳言“离散”，称“梨”为“圆果”，称“伞”为“竖笠”等。出于厌恶憎恨心理而不愿名姓、物称与仇家或鄙夷之人姓若名同的，这是憎讳。如唐肃宗恶安禄山，郡县名带“安”字的多加更改等。狭义的避讳专指敬讳一类情况。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特有的现象，其俗起于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延及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它不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是一切需要利
《辞源》是我国部大规模的语文词书。它始编于1908年（请光绪三十四年），至今已经修订再版多次，它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 修订版《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吸收了现代词书的特点，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以常见为主，强调实用，是一部综合性、实用性极强的百科式大型工具书。全书共四册，收词近十万条，综计解说约一千二百万字，几乎超出了《资治通鉴》一倍。 修订版《辞源》的内容丰富极为充实广博。既体现了工具性和知识性，又兼顾了可读性。修订版《辞源》历经几代专家学者的修订，改善体例，纠谬补缺，内容更为准确精到，查用更为容易便捷，极具权威性。全书由国内负盛名，*实力的商务印书馆承担校审，工作上精益求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书的准确程度和权威性。 一、《辞源》是我国部大规模的语文词书
《说文释例》二十卷，清王筠撰。王筠（一七八四一八五四），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邱人。道光元年（一八二○）举人，曾经在山西的鄉宁、徐沟、曲沃等地做过知县。 清代的“说文学”在乾嘉时代形成了一个高潮。当时，严可均撰《说文校议》、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桂馥撰《说文解字义证》，妙义纷披，各有成就。但这三部书都是就《说文解字》本身的坎序，逐字注解考释，尚不能打破《说文》原来的坎序，“通其条贯”，直接分析《说文》的体例，探讨文字学本身的规律。虽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多涉及“通例”，但非专书。 王筠的《说文释例》就是一部发展了段玉裁“通例”说，专门探讨《说文》体例和文字学规律的著作。全书共二十卷，分四十多种条例来探索《说文》的体例和文字学规律。书中不乏精义，这里举一条例子，以见一
《说文古籀补三种(附索引)》讲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很好地使用西周的金文材料，它所收的古文、籀文实际上都是战国时代的文字。清代《说文》之学大兴，学者们除了利用文献材料研究《说文》外，开始注意到了出土的金文。首开风气的是严可均，他利用金石文字资料撰成《说文翼》，但不传于世。后来，王筠的《说文句读》采及金文资料，庄述祖撰《说文古籀疏证》专门收录出土文字，逐渐形成风气。 在这方面，较突出的是吴大激的《说文古籀补》。吴大潋（一八三五－九〇三》，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对古文字有较高的造诣。他认为《说文》所收的古文、籀文都是周末（及战国时期）文字，真正的西周古籀真迹许慎并没有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