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等所*的《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对近代汉字术语寻流讨源,且透过语义的窗口,探寻语义变迁中的历史文化蕴含,展现异彩纷呈、后浪逐前浪的近代文化状貌,以迎接 文化史研究的读词时代。 本书将探析的重点时段设定于明末清初、清末民初,尤以后者为重。视域涵盖中-西-日,尤以近代西学术语之汉译及其在中日间之流转、互馈为要。全书发上下两编,共十三章。前设导论,后附结语。
《社会性别定型的俄汉语用对比研究》与作者另一部《俄汉社会性别语言的语用对比研究》互为映照,通过对比分析俄罗斯和中国男女两性的语用定型异同及其产生原因,尝试建立俄汉社会性别定型语用机制。全书从俄汉日常言语交际、教材、词典、影视题材、历史事实、文学作品及语料库中遴选可供参照的基本语料,对俄汉成语、身势语、言语礼节中的社会性别定型进行语用对比分析,为俄语和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对比语料,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性别之间的跨文化对比研究提供借鉴,除了对该领域研究者提供理论参考,也对语言教学、学习实践有很大帮助。
本书从四个横向纬度,对不同历史时期日本的结盟实践进行网络化解剖,以期把握日本外交的基本倾向和主要特质。个横和纬度是国际体系纬度,笔者注意到日英同盟是国际秩序内的一种利益追求,是日本在英国霸权之下,谋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权谋;而日德意三国同盟则是通过挑战现存秩序,或者说是国际秩序外的一种利益追求,是日本与德意在一起,通过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安排。第二个横向维度是决策维度,笔者选择了日本决策层中的元老重臣、陆军海军及外务大臣三股势力,通过对他们在两次同盟选择中扫挥作用的考察,发现尽管这三股势力的决策风格不同,他们在同盟选择中的观点存在分歧,但他们图谋扩大日本权益的政策倾向和依强凌弱的外交特质却是如出一辙的。第三个横向维度是显性敌国维度,笔者主要探讨了同盟、交
书共分四卷:第一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辩》,第四卷总解释,属通论性质,从理论和历史的结合来阐明一种新的文化观。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书以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关系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围绕 外重大文化问题及其争论,在文化实践中探讨文化理论问题,又在文化理论研究中深化对文化实践的探讨与分析,力图做到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研究的统一、文化学理问题与文化现实问题的统一。本书关注的重要文化现实问题有文化 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主要文化理论问题有文化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自律与他律、文化形上而上与形而下、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等,共分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文化中的哲学问题和哲学中的文化问题三个部分。
本书著者的学术理念十分清晰,具有很好的一般文化学与社会人类的理学论教养;著者掌握丰富的中日两国的文献,具有扩展自身理念的相当丰厚的文化原典基础;著者还具有很好的英语文基础和英国家留学的经验。特别要提出的是,本书特别注意研究的方法理论流派的变迁,特辟最后一章,探讨了关于为日本文化定性的本尼迪克特的“耻文化”理论、土居健郎的“妖宠”理论、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理论,并介绍了许粮光的理论。前三种理论,乃是20世纪在日本文化研究中具有全球影响的学说,这显示本书作者受过良好的学术研究的训练,十分注意学术研究的“规范性”这正是目前我们许多中青年研究者所欠缺之处。
文化是国家的根基,民俗尤是。用比较视角来展现传统的中外民俗,在已有研究中并不鲜见,但用英语撰写的专著相对较少。 为切实响应中国政府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号召,让中国民俗真正走向世界,《中西民俗对比研究》全书用英文撰写,共十二章,试图对民俗在定义、分类、特点、功能、发展历史等宏观介绍的基础上,对中西方饮食、服饰、住宅、出生、结婚、丧葬、节日、信仰与禁忌、社交礼仪、民间艺术、民间娱乐等方面进行微观研究比较。
本书从四个横向纬度,对不同历史时期日本的结盟实践进行网络化解剖,以期把握日本外交的基本倾向和主要特质。个横和纬度是国际体系纬度,笔者注意到日英同盟是国际秩序内的一种利益追求,是日本在英国霸权之下,谋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权谋;而日德意三国同盟则是通过挑战现存秩序,或者说是国际秩序外的一种利益追求,是日本与德意在一起,通过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实现自身利益的一种安排。第二个横向维度是决策维度,笔者选择了日本决策层中的元老重臣、陆军海军及外务大臣三股势力,通过对他们在两次同盟选择中扫挥作用的考察,发现尽管这三股势力的决策风格不同,他们在同盟选择中的观点存在分歧,但他们图谋扩大日本权益的政策倾向和依强凌弱的外交特质却是如出一辙的。第三个横向维度是显性敌国维度,笔者主要探讨了同盟、交
建设现代的新文化首先面临的选择是,我们的传统遗产还有没有价值,这就需要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在这种比较反省中,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的传统有没有价值。借用比较文学的术语说,影响研究必然反过来导致中西文学与文化的平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