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康奈尔大学年轻的博士候选人施坚雅怀着对中国研究的热情来到战争中的四川,安顿在成都西南的高店子,展开了对中国乡村的田野调查。他努力学习四川话,住进农户家中近距离体验乡村生活,也常常坐到茶馆里与人聊天,观察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对从市场角度研究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逐渐从市场运作中发现了理解中国社会的密码。基于在高店子的田野调查以及大量文献资料,施坚雅在本书中引入“中心地”“六边形模型”等概念,剖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及其现代变迁,提出了 的市场体系理论和基层市场社区理论,跳出行政划分的范围,为中国研究开拓了新局面。本书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起点和基础,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领域产生了广泛反响,至今仍是中国研究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20世纪初,受西方入侵的影响,中国乡村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 竭力扩大和深化其对乡村社会的 。作者深度解析1900—1942年华北乡村在政治权力渗透下的变迁,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展现了在 政权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经济交织维系的场景,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 政权内卷化”理论,在海内外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书是 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的代表作。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集中细致地描述了五四运动的成因、社会支持力量和发展经过,厘清了由学生发动的“五四”事件如何一步步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爱国运动;下编剖析了五四运动对政治、社会、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影响,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当时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作者引用的资料翔实,论证客观,对新式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本书呈现了一幅完整的“五四”历史图景。
1944-1946年间,抗日战争快要接近尾声,中国即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为此,在接下来的政府中,国共两党应该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与谈判。邓野所著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就是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谈判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谈判最终走向战争的。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既有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的睿智与无赖,又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的坚持与无奈;既有国民党外交苏联背弃中共,又有共产党利用美国施压国府,更有民盟的抗争与无奈,最终,当国共谈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又是哪方打响了三年内战的第一枪?
,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已不复古典之貌,但“现代中国”就是中国当下的模样吗?古典中国如何演化为现代中国?中国进入“现代”会遵循一种通用的演化路径,还是会变成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外?如果是例外,它又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否不可避免?围绕上述疑问与困惑,作者与十七位中外历史学者探讨了晚清以来的“现代”之路,从不同视角、不同立场重新审视“古今之变”,思考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 这些话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反复讨论,本书也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在充斥着悖论和扭曲的时代,在沉重历史包袱和美丽新世界的缠绕下,这些饱含关怀与忧思的访谈必将启发人们越过光怪陆离的表象,抵达 真实的历史与现实。
从“一枪不放司令”到“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如何完成蜕变?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中共与张学良的结合,何以最终演变成了“兵谏”?本书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靠前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款曲,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有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
本书是*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其底本是《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 回忆录中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不仅体现了长征过程的艰辛,也记载了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等多种情况,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或缺的*手资料。
1948年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许多民主党派总部及大部分民主党派领导人、社会各界代表人物都集聚在香港。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将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护送到解放区,筹建新政协、创建新中国,已成为中共中央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务之一。但南方尚未解放,要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排除港英当局的百般阻挠,秘密、安全地实现这场穿越台湾海峡的迁移行动,难度之大、风险之高,可以想见。、周恩来指挥于千里之外,运筹帷幄。经过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等机构的周密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300多位民主人士分批北上解放区,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组织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这一壮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强大的凝
红军长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毛泽东晚年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本书权威、客观地解读了这段隐晦的历史,生动讲述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细节。1935年6月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在荒凉的松潘草地分道扬镳,党中央和红军一部走出草地,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另立中央,他率领的部队接连遭遇了南下失利、三过草地、西路军失败等重大挫折,党和中国革命的事业也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毛泽东对当年与张国焘的斗争一直念念不忘,当时的冲突主要集中于红军的战略抉择:张国焘下令南下,毛泽东力主“北上”。后来的历史进程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北上”才是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