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 20多年前*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
《史记菁华录》是清代康熙六十年(1721年)由浙江钱塘人姚祖恩,号苎田,编选完成的著名的《史记》选本,选文能够把握各篇主旨,有删节,并加以评点,影响*。司马迁编著的《分段详注评点史记菁华录》分为六卷,从《史记》中选文51篇,其中《本纪》3篇、《表序》3篇、《书》3篇、《世家》9篇、《列传》33篇,约10万字,是《史记》整体的五分之一。节选了传统名篇《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商君列传》等的精彩部分,也全文选录了《萧相国世家》、《伯夷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史记》精华内容。这次整理出版是的民国“甲子春三月”(1924年)杭州学者王有宗对姚氏《史记菁华录》分段、详注、评点之后形成的成果,不同于以往其他出版社的版本。这样则更有利于读者理解与阅读。
本书主要考察的是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剧变中,苏州府太仓州太原王氏一族在万历年间的重要人物是官居首辅的王锡爵,其独孙王时敏在崇祯年间从京官辞职遭遇明清鼎革,生存环境的变动及其参与党社活动的变化,并以此探讨从明末到清初的中央政治和地方社会所发生的演变,为深入考察明末清初的王朝兴亡和社会变迁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赖希的《希腊-罗马典制》在汗牛充栋的古典希腊-罗马阐释中独树一帜,长期以来却被忽视了。赖希的洞察兼备学者的严谨和思想家的睿识,既能涵盖细枝末节的阐幽之妙,又能包摄历史理路的宏大勾勒;既是论证缜密的专题阐释,又是独具情怀的通史撰述。 赖希*的主题是制度,超越具体人和事件的政治制度,那是文明的载体,真正的精神生命在其中汩汩流淌。或许在所有的制度中,希腊-罗马的制度堪配典制的美名,那是制度的范式,兼具历史本体和认识的双重示范意义。 赖希摈弃了古朗士、耶林的见解,摒弃了麦考莱、梅因的借鉴,摈弃了多数德意志、英格兰史学家的见解,在现代的智识环境中获得了某种古典风格的历史智慧。他从罗马的愧耻制度出发,贯通至罗马公民权、罗马官员、公民大会、元老院、共和国,再扩展至雅典和斯巴达,上升到普遍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