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和林徽因，中国著名的建筑夫妇。一个是中国现代建筑学之父，一个是中国历史上位女建筑学家。他们自始至终，比翼齐飞，一起出国求学，学成回国后携手走遍大半中国，调查中国古建筑；一起著书立学，让中国传统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赢得应有的地位。他们推动中国建筑学从蒙昧进入现代科学，开创了中国建筑系。他们创办的清华建筑学院，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极重要的建筑学府。他们终生为保护中华古建筑奔走,拳拳之心,令人动容。 集齐梁思成重要作品的 梁思成建筑大系 从书中，也包含林徽因建筑作品。两人的作品和两人情感一样,水乳难分。
“老房子”——老百姓都这样称呼祖祖辈辈居住的古老民居。它们确实老了，与现代化的距离越来越远，连他们主人的后代也不想要了，拆了或卖了盖洋楼，既气派又实用。这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建设性破坏性也将愈演愈烈，老房子像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一样越来越少（少数名人故居可幸免），随之而去的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建筑艺术，以及宝贵的旅游资源。等到我们醒悟时，恐怕已经晚了，老房子那种特有的时代氛围和文化气息都将一去而不复返，即使造了许多新古董也无济于事。我们出版这套图集的目的一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古民居价值的重新认识，手下留情，多保留一些精彩的老房子；另外，退一万步讲，即便全拆完了，好歹也让老房子留一些遗像给后人或外星人吧！
本书是我国著名的设计理论家张道一先生的心血之作。全书通过五个章节的详尽描述、深入的将我国吉祥文化的概念与范畴、性质与背景、古代的符瑞、内涵、纹样的种类作了全面的介绍。本书具有极高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全书结构严谨，论证充分、材料充实，展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素养。
这本书从世界视野和历史视角两个维度出发，横向比较了中国人与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以及犹太人的民族性格，纵向分析汉文化与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的文化差异，探讨了满族等民族是如何在汉化过程中失去“狼性”的，剖析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羊性”的起源。 中国人的“劣根性”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从严复、鲁迅到柏杨、，中国人已经写下了无数批判国民性的文字。但是，百余年来，中国人的国民性似乎并无太多改观。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国民性是可变的。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深圳改革开放史》以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新时期为背景，依照深圳3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各阶段的目标任务，按时间顺序分三个篇章展示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从而由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这是一部有关天坛的普及读物，在满足建筑爱好者，及旅游者的需求之外，它同样是一部精研的学术专著。著作以天坛建筑群为主体叙述结构，包括建筑的布局规划、建造的过程、空间意境的营造、神性的表达和象征意义，还有天坛的历史由来，以及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天坛整体，乃至各个局部的变化。全书资料翔实细致，用典很多，但并不晦涩，无论是艺术还是史料的典故，都可以说恰到好处。随着阅读的深入，将进一步感受到著作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外延，如中国古代的天崇拜与祭祀礼仪的演变过程，甚至于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乃至东方哲学的精神内核，那是有别于西方宗教的“天人合一”的信仰。
这是一部有关天坛的普及读物，在满足建筑爱好者，及旅游者的需求之外，它同样是一部精研的学术专著。著作以天坛建筑群为主体叙述结构，包括建筑的布局规划、建造的过程、空间意境的营造、神性的表达和象征意义，还有天坛的历史由来，以及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天坛整体，乃至各个局部的变化。全书资料翔实细致，用典很多，但并不晦涩，无论是艺术还是史料的典故，都可以说恰到好处。随着阅读的深入，将进一步感受到著作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外延，如中国古代的天崇拜与祭祀礼仪的演变过程，甚至于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乃至东方哲学的精神内核，那是有别于西方宗教的“天人合一”的信仰。
本书共分三章，章介绍了上海市区的形成发展及抗战前后上海的城市建筑；第二章介绍了近代上海的各种类型的新型建筑；第三章介绍了中外的建筑设计机构及建筑师的活动。 本书内容全面，图文并茂，资料翔实，填补了上海建筑史的空白，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史料性及学术价值，可供广大建筑设计专业人员及研究人员欣赏参考。
早在1984年，陈明达先生曾评价道：“独乐寺两建筑，按现存古建筑年代排列，名居第七，但若论技术之精湛、艺术之品第，均应推为，可以说是现存古建筑中的上上品，*的范例。”为进一步阐释他的这一观点，约六年之后，陈先生于1990年完成了一篇重要的文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大木制度》。在此文中，作者似乎完全进人到了古代建筑师的世界，不但解析着一个个技术方面的疑难，更通过技术问题的解析而还原到审美性的文化层面，遂追索出若干条中国建筑在结构力学、建筑美学等方面的独到建树。 在中国建筑历史研究史上，梁思成先生于1932年发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标志着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正式引进了西方科学性的“田野考察”方法；陈明达先生于1966年完成的《应县木塔))则初步证明中国木构建筑是有设计规律可循的，同时，这部书为建
20世纪50年代后期，作者为民居研究探寻课题，曾到过浙江东阳。那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当地人听不懂作者的话，作者试着说了几句上海话，仍是不行。幸好有一位小学生找来了他的老师。这位老师是复员军人，在了解了作者的来意后，他领作者去了“卢宅”。他说：“东阳人的住房以‘十三间头’为典型。卢宅村就是由许多个十三间头组成的大住宅群，看了卢宅就可以了解东阳民居了。”卢宅村的一座座石牌坊和庄严的肃雍堂深深地震撼着作者。后来，又到离城很远的农村——白坦等地考察，一路看到的也是那多行并列、布满木雕、多退（东阳方言，即幢）十三问头组合的大住宅群。这哪像住宅，简直是雕刻艺术馆。更让作者直觉地感到这是一种颇富历史传承的成熟的居住建筑模式。 作者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做过“浙江民居”专题研究。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