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作者围绕 历史 历史学 中国历史 等核心词汇高屋建瓴，结合普通读者熟悉的多个案例深入浅出地呈现了一个学科的精彩面貌。

知识的历史是什么？这本引人入胜的小书揭示了知识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独特之处，以及它与科学史、思想史、知识社会学和文化史的区别。著名文化史家彼得 伯克首先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印度、东亚、欧洲、美洲和伊斯兰世界）广泛撷取范例，讨论该领域学者关注的核心概念，继而梳理了"信息"转变为"知识"的"加工"过程，后指出了当前该学科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并尝试为之提供解决的方案。本书对于所有学习历史和人文学科的学生，以及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来说，都是的。

思索人类社会的命运时，我们总会借助大历史的广角镜头。可耳熟能详，甚至被默认为公理的人类发展叙事——从人人平等的狩猎采集小游群到现代民族国家，历经“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国家起源”等关键节点——真的反映了事实吗？《人类新史》向我们揭示出，这或许只是一个现代版本的起源神话。两位作者追本溯源，发现上述理论其实源自18世纪美洲原住民对欧洲殖民者的批判，以及欧洲人做出的保守反击。随后，作者们综合考古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近年来涌现的突破性成果，展示了人类实际上有过怎样多元和流动的社会组织形态，历史的道路又有过多少分岔与并行。重新理解人类的过去，重新发现人类本就拥有的其他可能性，或许也能赋予我们新的思想资源，去想象一个更具希望的未来。

本书为当代历史研究论文集，全面反思与阐释了西方各种史学思潮在中国史学界的应用状况，作者还提出拓展史学进境的新思路需从跨学科的角度借鉴社会学的 中层理论 ，本书不仅是作者近二十年对此问题的持续思考的精粹集结，更是史学界努力建立新研究范式的一次卓见成效的尝试。作者借对当代历史研究的反思与阐释，向更多学人分享了兼具全球视野的研究素养、剖析事物动态性和复杂性的研究思路和超越学科专业壁垒的研究方法，具体体现在宏观上要思考当代思潮变动下的政治动态与社会发展，微观上要带着问题意识深入社会观察生活，以此锤炼史学工作者通达的问题意识及超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

本书从新发现的莱顿大学特藏郭实猎文献、圣公会非官方档案、荷兰传道会档案入手, 将这些用英语、德语、荷兰语、日语、汉语等多语种文献写成的日记、书信、自传和著作互勘, 以考察郭实猎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 分析他的人格特征和行事风格, 揭示他的语言学习能力和交际方法, 勾勒他由东印度群岛到暹罗再到中国的入华路线, 进而考索他与在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港脚商人、新教传教士的互动关系, 以及他在“开放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舆论作用和实践层面的影响。

本书是知名历史学家包伟民教授史学研究心得的总结，代表了他对历史学、宋史、微观史、地方史等研究领域的看法。全书针对历史学的学科内涵、历史学研究方法、如何结合经典传世文献利用地方档案开展研究、数字时代历史学如何发展，以及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现出构建立足本土经验的史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之路。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史与家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图突破既往“政治集团”与“党争说”的分析范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对魏晋之际的政治过程作了细腻而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考察了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梳理还原了其间错综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探究这一社会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在现今魏晋隋唐史研究领域，仇鹿鸣算得上是极为突出的学术新锐，本书自2012年出版以来，广受好评，不断重印也显示了此书的市场号召力。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增订本）》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忠礼所著。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介绍自先秦至清代的各类史书，以及各种虽不是史书，但保存了很多历史资料的书籍和文字材料。下编介绍史料致误的情况，以及如何运用版本目录、标点校勘、年代避讳、声韵训诂等知识来检索史书，鉴别和利用史料。本书既有知识性，又有实用性，很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使用，也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使用。原书曾于2004年由本社出版，是"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的一种。出版后市场反应良好，曾在某些高等学校历史系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原书早已售罄。今由作者对本书做了修订，质量有进一步提高。

魏晋是一个在文化目前有特殊意义的时代。这是充满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二百余年，也是思想最活跃、感情最丰富的二百余年。在这个环境里，产生了玄学，文学独立成科，书法和绘画都有了辉煌的发展。在这个环境里，中国士人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心路历程。 作者立足于大量史料的搜集和辨析，通过对相关具体事件及其前因后果、发展脉络的细致梳理，描述出魏晋时期玄学的发展与士人普遍心态变化的历史面貌，敏锐地把握政局、思潮迅变中士人群体普遍的人生取向、道德操守、生活情趣，以及他们人性的张扬与泯灭，并从这些心态变化所引发的艺术情趣中细腻地辨认其审美风尚的性质与价值。

内藤湖南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例如，今天所谓 唐宋变革 的观点就是他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首唱的。这也是他所创立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说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 唐宋变革 论即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学界所讨论的对象。 《中国史学史》在他的庞大著作之中，可谓名著中的名著。对于本书这种惊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说这与湖南对于中国学术出众的知识，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非凡见识是分不开的，进而应该加上一点，即还有他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特殊方式。他认为东方史(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的。在他那里是没有今日这种根据中国、日本等等近代主权国家进行划分的意识的。湖南自己也是将自己置身于东亚这种文

在这本别开生面的访谈录中，玛丽亚 露西娅 帕拉蕾丝-伯克通过与九位引领了 新史学 写作的学者的深入对话，探讨了历史写作的新路径，考察了所谓 新史学 的特性。在访谈中，阿萨 布里格斯、彼得 伯克、罗伯特 达恩顿、卡洛 金兹堡、杰克 古迪、丹尼尔 罗什、昆廷 斯金纳、基思 托马斯和娜塔莉 泽蒙 戴维斯，就他们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们与其他重要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访谈者促使每一位历史学家说明他们的方法的合理性，反思自己的思想轨迹，将历史学家们原本可能深藏不露的经历和思想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些访谈为当代史学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和关注点提供了新的洞见。这样一部生动而予人启迪的著作，对于学生和研究者而言都具有吸引力。

本书从历史学与军事学相结合的角度，整体审视与个案剖析并重，对中国历史上实现国家统一的时代背景、物质条件、地理环境等基本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与分析，重点考察了历代统一战略的主要内涵及其特征，揭示了历代统一战略的思维方式和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作者就我国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综合准备、战略决策、战略指挥、战术战法等重大问题，做了别开生面的分析和总结，对其得失成败予以科学的评价。其中关于历代统一战略决策与运用特点的归纳和考察，如正确判断战略形势、高明把握战略时机、周详制定战略预案、扎实建设战略基地、合理选择战略方向等基本规律的概括与提炼，可谓切中肯綮、不乏创见，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历史是什么？历史学研究什么？历史和历史学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自身有什么帮助？为什么历史学在当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学的未来何在？ 本书围绕 历史学为什么重要 这一主题，探讨了历史学学科的基本问题，适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关注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知道什么以及知道多少，通过严谨的论证和生动的案例分析，探讨了一系列历史认识论问题：史学编撰中的叙事、客观性、记忆问题，史学写作的任务，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如何避免史学谬误等等，是作者对于历史知识的局限及条件的理论思考。作者对从希罗多德以降，至当代史学大师的历史认识论实践加以反思，对史学入门者及历史从业者都具有参考价值。

《甲申前夜·大晦》以明末为历史背景，以松锦战役中浮海逃回的辽东明军下级军官刘破虏在崇祯十六年冬天的一系列诡异经历为主线，描绘了在明王朝行将就木的最后时光里，官员、军人、百姓在大灾、大疫、大战中的人生百态和命运浮沉。

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离不开对“家”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许烺光基于云南西镇的深入田野调查，勾画了一个社区中的中国传统家制与伦理。本书以家族兴衰之现象透视中国历史之规律，挖掘中国社会体系中文化与人格的复杂关系，阐发父子一体与大家族理想的相互构成。其中，整体的社会文化和个体的社会行动均以“祖荫”为核心。祖荫下的观念与生活形塑了诸多人格类型，奠定了社会基本结构，贯彻于整个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唐后期，即安史之乱（755—763）以后的皇权，从政务决策与君臣关系中皇权能动性的角度，考察皇权的表现形式和行使方式。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聚焦皇权对政务信息的控制、皇权对议题及议政程序的控制，以及皇帝构建、强化与大臣的私人性关系。唐后期皇权行使的方式，既包括直接干预异姓爵袭封等公开层面的显性权力，也包括皇帝有意识地通过对信息控制、议题控制及人格依附关系构建等隐藏性权力的综合运用，这从整体上加强了唐后期皇帝在政务决策中的主导作用，强化了皇帝对决策的干预能力，体现了中国古代皇权运用方式在技术层面的演进。

《意识与社会》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H.斯图尔特·休斯的代表作，奠定了作者在思想目前的地位。其副标题“1890-1930年间欧洲社会思想的新取向”，明确了本书的研究主题和时间范围。这本书研究19世纪末期欧洲不断变化的社会思潮，所涉思想家和问题都颇为广泛，包括克罗齐、涂尔干、弗洛依德、韦伯、尼采，以及其他伟大的欧洲思想家，可以说是对“天才集群”的研究。 本书的主旨，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言：“我所要努力去发掘的（至少在一些经过挑选的思想家中去发掘），就是构成20世纪早期批判性之自觉的共同态度。”书中所探讨的问题与当今社会仍然紧密相关：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是否站得住脚，甚至，是否需要？合理性与柏格森或弗洛伊德的理念是否合拍？科学与宗教之间是否有，或者是否应该有关系？对后人而言，历史学是否有终极意义？ 书中另附有哈佛

本书全方位展现南宋初期激烈的政治、军事、文化震荡，揭示南宋疆域上偏安、政治上独裁、文化上沉滞的形成过程和内在逻辑，叙述的时间段大约自建炎四年（1130）至绍兴十二年（1142）。建炎四年，金人搜山捡海无功而返，标志着南宋进入实质性的建国期；绍兴十二年，宋金签署和平协议，南宋完成建国进程，完成了国家重构，正式建立了影响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奠定了基本的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这是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也是一段值得咀嚼的历史。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屈辱与荣耀，斗争与妥协，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理性的反刍和精神的皈依。

张聪所著的《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新史学译丛》很好地利用了宋代官方材料和宋人游记、笔记，深刻地剖析了旅行在宋代文化及地方史上扮演的重要地位。作者结合旅行文学书写与旅行实作历史，认为宋代在创造与维持一个士大夫精英集团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丰富的旅行经验，强化了宋代精英作为国家政治、社会与文化领袖的地位。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达，是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方面。千百年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等史书体裁及与之相关的史例、史法等问题，思考史家的主体修养对史书编修的影响，正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思想上的深邃性。《历史编纂学思想卷》研究历代史学家在反映历史变化时，为撰写史书，在体裁体例上的创造。注意从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中，思考历史编纂学的变革和特征，论说每一体裁的史学观念，以及不同历史编纂观念的发展。对每一重大历史编纂学的思想，有专门的讨论。

《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辑录了田余庆先生在书名断代范围之内的十九篇文章。这些文章，如《说张楚》、《论轮台诏》等，一般写在1979-1989年之间，少数文章定稿稍晚一点，但内容是在这十年之中酝酿的。有两篇写得较早，即《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与其他文章在观点上有承袭或照应之处，所以经删节后也选收进来了。最后两篇文章，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消除“代沟”，共同前进》，则是为了保存转折时期思想的一点陈迹，纪念上世纪那个“活泼泼”的八十年代，而收录进来。

先秦两汉是中国经史之学的形成、兴起阶段，此时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经学、史学著述。先秦五经具有史籍属性，蕴涵丰富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思想；而汉代经史之学虽然在实践中出现了分离，却也形成了以经解史与以史解经的普遍现象，并且影响了此后中国经史之学的发展路径和基本方式。本书以先秦五经、两汉史籍及经师经解为依据，系统归纳了本时期经史之间的这一内在关联以及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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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历史是由水域塑造的历史。在《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一书中，历史学家苏尼尔·阿姆瑞斯通过亚洲的雨水、河流、海岸和海洋的故事，以及试图控制它们的气象观测员、工程师和农民的故事，重新审视了亚洲的历史。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他展示了对水的梦想和恐惧如何塑造了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愿景，激发了人们通过水坝和水泵重塑自然的努力，并扭转了国家内外的紧张关系，为读者思考亚洲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