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全面、系统、实用，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对公诉人员增强证据意识、提高审查判断证据能力、全面提升审查起诉与出庭公诉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对侦查人员提高侦查水平和收集固定证据能力，规范取证行为，从源头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对审判人员准确把握证据标准，依法定罪量刑，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是当代世界警务理论与侦查实务精要译丛之一，原著为《Cyber Forensics: From Data to Digital Evidence》，作者为Albert J.Marcella、 Frederic Guillossou。本书主要主要介绍了在综合网络取证调查中，如何使用特定的知识对数据的真实性进行识别、访问，并加以分析。书稿解释了数据的起源和发展、寻址的概念与数据存储、引导记录、分区、卷和文件系统等相关概念，及在网络取证过程中它们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如何认定数字证据等内容。全书共分为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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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适用于法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司法人员。 本书具有四大特点： 体系完整 全面叙述了证据法的历史、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对联合国和外国证据法也作适当介绍。 资料新颖 介绍了最近公布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 理念主流 并有改革创新之见。 联系实际 附有古今中外典型案例。

《司法证明过程论--以系统科学为视角(1952-2012)》是一本以系统科学为视角来研究司法证明过程的学术著作。该书综合运用现代系统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摆脱传统的法学思维范式的束缚，从理念、技术与规范等多个角度，对司法证明过程展开全方位、立体式的考察，以期深入揭示证明过程的内在规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问题研究》是对作为近年来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热门讨论的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讨论。本书的写作基础是对全国多个省市的走访、调研，在大量的实证调研基础上，本书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情况以及国内外非法证据排除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的较为集中的研究介绍，同时指出我国目前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本书的出版对于我国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审视，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生命力从来都根植于实践。法学史上重要的理论成就皆导源于法学家们对社会实践的敏锐把握。典型的例证是，今天为我们所崇仰的霍尔姆斯、庞德、布兰代尔、卡多佐等法学大师，都是手执法槌、坐堂问案的职业法官。他们的理论光辉遮蔽了他们在司法实践方面的重要建树，以致我们常常忘却了对他们真实身份的辨识。中国的法治实践，尽管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可供借鉴与仿效，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社会条件的差异，中国推进法治的过程亟须原生性的创造。实现这种创造，既有赖于书斋法学家的智慧，也绝不能缺少田野法学家的参与。并且，基于我前面分析的原因，在法学理论研究存在程度虚空化的当下，田野法学家的理论贡献更值得我们期待。

与以往法学统编教材不同，本书的编写力求有所创新，突出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与同类教材相比，本书具有以下特点：（1）体系完整、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繁简得当；（2）充分考虑证据法学这门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将证据法理论、证据规则与诉讼中运用证据的法律实务结合起来，用案例引出原理和规则，用原理和规则解说案例；（3）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注重培养读者的法律思维。 本书在每一章都安排了相当数量的案例，其中既有针对知识点理解和应用的案例，又有指导学生分析的引导案例，此外还有供学生使用的练习案例。

本书所探讨的数字证据和计算机犯罪涉及到四个领域：法律、计算机科学、法学和行为证据分析。具体讲述了数字证据和计算机犯罪的基本概念、历史背景和相关术语、欧美相关法律的对比、调查推理、惯用手法和犯罪动机、计算机入侵调查、网络骚扰调查、Inter上的性犯罪和数字证据托辞等内容。 本书适合于计算机安全专业和涉及到计算机相关犯罪的法律专业人员和执法人员阅读。

21世纪，我国的高等教育迎来了的机遇和挑战。知识经济的到来，中国加入WTO，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的战略决策，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000年以来，我院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强教学基本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教育思想与教育观念的进一步转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实施意见的出台，专业结构的调整，教学计划的全面修订，以及新一轮课程建设工作的启动，都为进一步提高我院的教育教学质量乃至整体办学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教材作为反映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以及教学改革成果的重要载体，是我院新一轮课程建设的重点。为了适应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人才目标的要求，学校决定由教材委

本书对于事实举证者和判定者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与规范作用。对举证者来说，负举证责任者通过证明标准明确知悉自己的举证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可以卸下举证责任，因此而积极举证；对不负举证责任者来说，举证虽系其权利。但他通过证明标准明确知悉负举证责任者的举证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可以卸下举证责任，从而有利于其为了自己的权益而积极反证，以使对方举证的证明效力得到抵消，使其证明达不到标准。举证双方有了证明标准这一尺度，举证就具有了积极性、竞争性和可预见性。而对于事实判定者来说（这里讲的是事实判定者而不是事实裁判者，因为它不仅包括法院作为事实的裁判者，还包括侦查、起诉机关作为事实的决定者），证明标准一方面是其指导和衡量事实举证的尺度，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其指导和规范自己对事实判定的尺度。

本书为在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试验的笔记。并且摘录了在这一领域里的中外理论成果。

本书为在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录音、录像制度试验的笔记。并且摘录了在这一领域里的中外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