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最后一年》由俄罗斯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撰写，主要讲述1991年“8?19”事件前后苏联的经济状况、人民群众的情绪、党的领导层的变动、事件过程中的一些关节点、重要人物，以及作者本人对这一事件的总结和反思。 作为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苏联解体十年后痛定思痛，根据史料和事实，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层的分析。麦德维杰夫的立论十分客观，对于人和事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汲取苏联解体教训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本书是对金砖 系统且持续的年度国别报告。全书共分巴西篇、俄罗斯篇、印度篇和南非篇四部分，主要围绕四国的新发展、面临的新问题、金砖框架下的合作等方面展开分析。重点关注四国的中长期战略、投资与营商环境、科技产业发展等，具体评析了各国为提升 竞争力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采取的具体措施及实施效果，并对四国的一些重要的城市、经济技术园区及其创新发展能力、发展前景等进行了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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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地缘政治、金融经济、军事战略等角度出发，分别讲述了俄罗斯、土耳其、澳大利亚、日本、朝鲜、蒙古等国错综复杂的历史矛盾、领土争端、政治博弈等。全书用事实和数字说话，以金融、时政热点为背景，包括了叙利亚内战中的俄土争端、美国发起的“货币战争”、朝鲜半岛核危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等焦点新闻背后的大国博弈，也涉及了中国自建航母的战略意义。详尽的资料，鲜明的观点，将大国博弈的阴谋和真相赤裸裸地展现给读者，让我们在深入浅出的说理中明白了影响世界格局变迁的历史规律。

1998年我在“全球化论丛I”的总序中曾经指出：“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当时说这话时，理论界有一些人不但不承认全球化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甚至连“全球化”这一概念也反对使用。现在3年时间过去了，若再有人不承认全球化的事实，反对使用这一概念，恐怕会被认为很不合时宜了。全球化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刻，这些年间和国际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没有一件不与全球化相关。中国加入WTO，我们不可避免地将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化进程。随着全球化对人类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加大，我们对全球化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坦率地说，我在主编“全球化论丛I”时，可供选择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所以，那套丛书大部

本书作者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对一些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做出了解释，如为什么国家原本可以维持和平，却走向了战争？为什么国家原本可以合作，却选择了冲突？为什么国家间的敌意如此容易升温，而友谊却如此难以维系？他认为，为了追寻战争和冲突的原因，不仅要分析国际体系和国家体制，而且要研究决策者个人的认知心理，探寻决策者知觉形成的原因，分析错误知觉可能产生的后果。

如果说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是为大国的兴衰寻找历史规律，得出了美国必然衰落的悲观结论，那么《大国政治的悲剧》则在探讨大国关系悲剧性的历史根源基础上开出了以“离岸平衡手”角色永葆美国强权的乐观药方。为美国度身定做的“离岸平衡手”战略与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棋局”战略有异曲同工之趣，分别代表了海洋与陆地两种版本的霸权军事战略。

本书分六个阶段讲述了1857年至1937年共80年的日本历史。如果用日本近代史固有的语言来表述各个时代，六个阶段可以简单概括为：“公武合体”→“尊王倒幕”→“殖产兴业”→“明治立宪制”→“大正民主”→“昭和法西斯主义”。不过，即便列出了各时代的特征，仍无法明白各时代的相互关系。于是，作者将这六个阶段改称为“改革时代”→“革命时代”→“建设时代”→“运用时代”→“重组时代”→“危机时代”。“公武合体”相当于“改革时代”，“尊王倒幕”相当于“革命时代”，“殖产兴业”相当于“建设时代”，“明治立宪制”相当于“运用时代”，“大正民主”相当于“重组时代”，“昭和法西斯主义”相当于“危机时代”。 本书将1937年以暗示“危机时代”终结、“崩溃时代”开始的形式结束了分析。原因在第六章中也有论述，就是说，“崩

本书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全面剖析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理念、意识形态、执政机制以及执政合法性问题。客观地总结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揭示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形态与新加坡社会经济腾飞之间的关系。本书所揭示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管理国家与领导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与教训，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下，加强对国外政党执政经验的研究，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经济开始起飞的国家，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孙景峰教授的博士论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选择新加坡这个东亚的以华人为主的后发国家作为研究标本，显然在文化背景与地理环境上也有一定的参照意；论文所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