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局势正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传统安全危机尚未解决，新安全危机方兴未艾。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国际关系动态的有力抓手。孙成昊博士以美欧关系为锚点，以同盟困境理论为线索，详实而生动地梳理了美欧同盟百年来的变动。对从世界格局的宏大视角观察今天中国面临的矛盾冲突，并做出理性、高效的决策也大有助益。

%26nbsp;%26nbsp;%26nbsp;%26nbsp;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就像俄罗斯套娃，一层又一层。作者试图解读俄罗斯现代政治迷局，于是便剥茧抽丝，带读者进入迷局。

随着1968年“五月风潮”的结束和西方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危机” 的出现，部分新左派理论家开始以多种方式解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并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进行立论和诠证。后马克思主义在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中，重新调整社会主义策略并重建对社会主义价值的信念。本书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背景、问题域及其理论特征。以期为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国外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状、问题域及其争论点提供参考。

《足迹江河（套装上下册)》是张基尧的回忆录。作者忆那曾经风雨同舟的同事和艰苦奋争的岁月，追忆那深沉的江河足迹和不朽的世纪工程。以此献给为中国水利、水电事业无私奉献、奋斗牺牲的同志们!

《房地产阶级社会》阐述了近代韩国社会房地产投机的发展史及其给韩国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用庞大且确切的数据进行具体分析，为现阶段的韩国房地产危机寻找对应之策。

本书探讨了20世纪初期全球一体化的黄金时代，1914-1945年各次危机时期全球化的迅速崩溃以及20世纪末重新转向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弗里登敏锐地关注了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悉心研究欧洲、北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使读者能够深入地了解刚刚过去的20世纪，并且地清楚地认识目前的局势。

东南亚 的政治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在此进程中， 建构是基础，权威进化、经济发展、 治理、内外融合相互调试构成了政治发展的重要机制。凭借这些机制，东南亚 在政治发展中初步建立了具有本国特点的现代 形态，但也要看到，在 改变社会、改变传统时代遗留下来的力量的同时，各种传统的多元力量在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既改造着自己，也影响着 建设。由此也就使东南亚 的政治发展体现为，在接受现代因素的同时也在调整着自己，从而使政治发展充满了曲折性。

本书通过分析冷战时期以美苏两极为首的国际冲突和对抗过程，探讨了制度的共有缺陷及权力政治的传统观念对决策者的影响，提出了“制度缺陷必然外溢到国际领域，从而导致冲突和危机”的理论。作者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发掘事实背后隐含的动机和意图。作者还为解决冲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法，诸如第二轨道外交、学者的参与等。 本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如今尽管事过境迁，但约翰·伯顿的理论创见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堪比凯恩斯的《经济学通论》。

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常常受到其政治因素的强烈干扰，内政与外交的联动性导致美国涉台决策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和多变性，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就是国会对美国涉台决策的强力介入。面对这一政治现实，本书针对下列问题进行学术探析和解答，即在美台关系发展演变的数十年历史进程中，国会在哪些方面发挥了作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其作用得以发挥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又相应地产生了什么样的政策影响？ 本书采用了案例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首先探讨了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权力地位和作用，然后通过对国会在美台关系的诸多领域——安全、政治、经济、“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及相关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阐析，力图准确理解和把握国会给予台湾当局的“全方位”支持，及其对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影响。

国家兴衰，战略是关键。从行为学上讲，国家战略的实质是国家的战略选择，而国家战略选择的根基往往可以从一国之战略文化中找寻到。近年来，战略文化成为外战略研究中的新兴课题和重要领域。作为当代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主导性国家，美国既是国际体系的关键塑造者，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压力来源。因此，《美国战略文化研究》以美国战略文化为切入点，试图深入透析美国战略行为背后隐藏的价值观、战略思维模式和战略选择偏向模式，希望以此达到深度“知彼”(即真知、全知、善知对手)的目的。从和根本意义上看，美国霸权的兴盛根源于其战略文化的品质，但其战略文化也存在缺陷，甚至某些致命性缺陷。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需要借鉴美国成长历程中的有益经验，更需要剔除和规避美国战略文化中的糟粕与误区，以便有利干打造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

1936年6月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应苏联作协邀请，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访问，本书真实地记录了纪德访苏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想。这有助于我们大家了解苏联当时的真实情况，对反思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我国十年浩劫结束，苏联解体之后，本书所涉及问题的是是非，早已十分明了，再谈文中这些批评、见解如何正确和基于善意，而攻击他的那些观点又如何荒谬和偏执，今天看来就显得有些多余了。我们固然佩服纪德的先见之明：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就看出苏维埃政权要解体的种种征兆，并且提出了忠告。我们固然也钦佩纪德坚持正义的勇气：在世界范围左翼思想成为主流思潮的红色30年代，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题，站出来讲真话，触怒当时以苏联为核心的进步力量。对与错，从来就不能以一个政党、一条路线或一种思潮来划分，这一点早已被历史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