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年，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赢得民心，赢得天下？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掩藏着丰富的思想智慧，也是一个具有非常现实启发意义的社会话题。《延安缔造》用开放的眼光，纪实的手法，在坚实丰富的历史资料基础上，选择普通读者乐于接受的叙述方式，全方位展示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精神魅力、文化活力和社会影响力，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局部执政环境下的政治智慧、经济政策、道德情怀和文化创新能力，再现两代人对士地的深情，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寻，对社会的责任。重塑延安革命精神传统，激励当代，启迪后鲲。 《延安缔造》由朱鸿召所著。

《远东朝鲜战争》讲述了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就这样被一个从来没有到过朝鲜的年轻的美国参谋在三十分钟的时间里，分割成了两半。 就在前一天夜里，在战争西线清川江前线作战的中国军队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消失了。 自出国以来便在生死中搏斗的第三十八军的士兵们，脸上烟火斑驳，身上衣衫褴褛，他们围着这台收音机站在硝烟缭绕的公路上一动不动。那座使美军陆战一师无路可绕的桥，叫做水门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一六师三四七团七连司号员郑起于1951年9月30日收到一张红色请柬，上面写着：谨请光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5月

“富而好礼”。元代地方精英是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并借此取得地方的领导身份与地位，对地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产生客观、积极的影响。 江南地区是元代的财赋基础。地方精英，特别是士人、“富民”，参与了社会新秩序的构建活动并扮演了重要角色。统治者、地方精英、民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对基层社会的发展态势产生了巨大作用。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滥觞于隋唐，成熟于宋代。宋廷以考试选拔人才，不限门第，且因出版市场发达，教育机会扩大，知识传播日益普遍，许多没有家世背景的子弟为了出人头地，有志于读书应考，以求仕进。读书人不论出身，均有机会经由科举考试晋升为官宦，演变而为所谓的科举社会。 庞大的士人队伍壅塞于科举管道，只有极少数人功成名就，士人难免产生前途茫茫之感，而求神问卜、祈梦相命，甚至发展出梓潼信仰。不过，大多数的士人在一两次落第后，可能碍于生计，放弃科举入仕的目标，或从事教书、改业经商，或表演伎艺、卖卜，各觅出路。 本书深入剖析宋代科举制度的运行模式，及其背后推动的力量，进而阐述此一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与科举文化的形成，呈现出宋代科举社会丰富的内涵，读者深入了解科举制度，并通过此一制度了

《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是一部关系中国命运、关系国民福祉的良知之书，一部凝聚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共识的改革建言书。 本书由资深媒体人马国川对吴敬琏、厉以宁、江平、茅于轼、资中筠、高尚全、、李泽厚、许倬云、袁伟时等当代10位影响力的华人学者的采访对谈整理而成；围绕中国改革的主题，涉及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社会转型、经济变革、司法改革、民生保障、文化重建、道德塑造等关系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重大命题，深入剖析一百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的真实内在逻辑，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今日中国寻求历史方向性的道路。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

周晓沛编著的《大使札记（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介绍了：他先后参与中苏边界谈判、国家关系正常化磋商、中苏会晤、苏联解体后的建交谈判及高访。 他当过科员、处长、司长、公使、大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外交学院教授。 他在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大使任上奉献了自己的大智大勇。 他曾为中国成功申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尽心尽力，也对能源外交献言献策。 他走万里学万里：向领导学，向群众学，向部下学；向伙伴学，向对手学；向成功学，向挫折和失败学……他从农村鞋匠的儿子，成长为共和国的外交官。 他的亲历、思考、记录，告诉你外交官的真实生活，以及新中国外交的诸多细节。 本书适读人群：外交工作者，外交院校的学生，对新中国外交感兴趣的读者，普通喜欢读人物传记的读者。

冯玉荣编著的《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主要探讨明末清初社会变动时期，士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王朝更替、政权变动，在不同的政权体系下，士人在地方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对地方的社会功能。主要内容包括：明中后期松江社会的变迁即士人群体意识与“松江社会”的构建、以明伦堂为中心考察地方社会秩序中的“国家”在场、以几社为中心考察士人民间的社集、以海塘修筑为基点考察地方事务中的士人表达、以府志为中心考察社会变动与地方史。

清王朝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持续推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全面改革运动。起初是“新政”，紧接着转入“仿行立宪”，从中央到地方、从统治者到士绅、从立宪派到革命党，各阶层各团体都在不断“试错”，乃至垂死一搏。这是清政府为求自救的最后一次变革，也是传统中国在实现社会转型的漫长过程中第一次现代化尝试。回顾百年前的立宪试验，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宪政源于西方影响，但中国宪政自有其内在规定性。正是这个内在规定性，把过去的时代和我们今天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