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系统梳理、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传世文献、甲骨文、商周金文以及大量地下出土文献等资料，深入地探讨了先秦巡狩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现象。特别是作者引入“地方治理”的行政学视角，阐发了巡狩活动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将我国周代的巡狩与古罗马帝国的巡狩进行比较，彰显了中西方两种国家制度发展初期的异同。该书选题气魄宏大，史料运用扎实，对一些文化疑点和学术难题做了极富创新的解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外交学院是一所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这两大全国性的学会均挂靠在外交学院，为我院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上的支撑。《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首先，丛书的出版适应了中国的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进入黄金时期的需要。 外交与国际关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形势大变化，中国形势大变化，中国外交大发展，国外大互动。这种形势推动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等的研究进人了一个黄金时期。

本书的价值在于独辟蹊径，提出了中国继承制度史这样一个独特的研究课题和体系，并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现代科学方法，规范了中国历史上的继承的概念，比较完整地研究了中国历代继承制度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程，揭示了中国继承制度发展的规律，以及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就总体上说，本书是一部新意迭出、有开拓性和独特学术价值的专著。

《新四军研究（辑）》的出版是学会的一件大事，更是学会的一件喜事，因为热爱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并潜心从事研究的老同志和专家学者，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学术研究园地了。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学会，它拥有很多新四军老战士和一批研究新四军历史的专家学者，近年来又增加了一支由新四军老战士后代和青年史学工作者组成的生力军，是几支队伍相结合的会员众多的大学会。它一度拥有一万会员，现在还有五千余名。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一部浴血奋战、可歌可泣、救国救民的壮丽史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它的铁军精神继承光荣革命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因此，研究新四军历史的领域十分广阔，内容非常丰富，广大会员撰写很多论著，可是缺少一个相互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7年举办的展览活动为研究对象，本书通过对新中国大量展览活动的梳理与研究，从“权力”和“空间”的视角，探究展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形象建构以及出国展览对新中国国际形象建构所起的作用，进而分析“展示政治”与国家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总结新中国展览活动的得失及对当下做好展览活动的启示。

本书对十年“文革”期间，中国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党内阴谋团伙“四人帮”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作者收集了大量历史材料，从四个人的底细开始，对他们的历史进行追踪回顾，讲述他们如何一步步积累政治资本，并一步步攫取政治权力,并结为帮派团伙，直至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十年“文革”期间，这一阴谋团火为非作歹，打到一大批为新中国的成立建立卓越功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制造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他们在权力斗争中不择手段、心狠手辣，与林彪团伙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斗争；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挑起群众斗群众，制造天下大乱，不惜把中国大地变成血雨腥风的狂热海洋。他们利用江青是毛泽东夫人的特殊地位，在权力斗争中屡屡胜出。而历史的进程不可能以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本书详尽讲述了“四人帮”从猖獗

《武经七书》是我国古代官方校刊颁行的一部的兵书选本，也是中国历史上部军事教科书。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宋神宗为适应军事教学和训练的需要，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校定后的七部兵书，起初并不是一部书，也不称“武经”，而是到南宋时才被正式以“武经七书”称之，并且逐渐被看作是一部书，此后历元、明、清而长期不变。 《武经七书新译》以《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武经七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版本，对原书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和注译。

本书是刘泽华先生三十多年来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的合集，共分三卷：卷《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二卷《秦至近代政治思想散论》，第三卷《王权主义与思想和社会》。通观三卷，他有两个论断，一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质，他的结论是王权主义，儒学就是其主要组成部分；二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其特点是权力支配经济。在学术界，持此类学术观点的学者被称为“刘泽华学派”，与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学者形成对比。

通过编年体的方式，从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间段出发，通过对早期改良派知识分子、维新派知识分子和鲁迅等人有关“个人”思想的考察，概括出关于个人主义话语思想脉络的背景：即“民”——“国民”——“个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期，个人主义话语进入了一个新的言说阶段，分析它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发生、发展与特点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同时，个人主义话语所引起的自我意识的表达对文学内容、文学形式与作家思想的影响是本书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并通过鲁迅、郁达夫两个个案的分析，展示出个人主义话语所引起的作家的“孤独”体验对新文学的影响。最后，个人主义话语式微的开始也是新文化运动退潮的开始，作者希望能够透过这一角度，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退潮的原因所在。

《湖南湘江新区廉政风险防控：模式、特色与成效》对湖南湘江新区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中形成的模式、特色和成效进行总结提炼，以期提出具有推广性的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经验。 《湖南湘江新区廉政风险防控：模式、特色与成效》共由五个章节组成：章为湖南湘江新区廉政风险防控的基本认知，主要阐释廉政风险防控的概念、工作依据、特殊性和应然价值；第二章为湖南湘江新区廉政风险防控模式的实践探索，主要解释了湖南湘江新区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步骤；第三章为湖南湘江新区廉政风险防控的模式创新，主要从风险排查、评级、防控和监督四个方面总结新区的廉政风险防控的新模式；第四章为湖南湘江新区廉政风险防控的制度特色，从精准化、差异化和动态化三个方面来展开；第五章为湖南湘江新区廉政风险防控的实然成效，主要从

本书的宗旨为阐释复杂性研究中国路径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和中国特色、主要思想代表，以及基本学术内涵。中国的复杂性探索是以世界系统的形成演变为大环境、在世界与中国互动互应中进行的，世界系统的形成、演变改变着中国社会，中国社会的演变也改变着世界。在彼此的长期互动互应中，世界社会的系统性、复杂性不断提高，中国社会的系统性、复杂性也在相应地提高。这就需要以复杂性研究的西方路径为参照，在对比中考察中国复杂性研究如何发生发展，形成怎样的特色，涌现出怎样的代表人物，取得怎样的理论成果，面临哪些难题，希望以此深化对中国路径的理解。 全书分13章，叙述逻辑如次：第1、2章论述地球人类系统化和世界社会的形成和演化；第3章评析复杂性研究的西方路径，为剖析中国路径提供参照；第4章阐明世界秩序迄今的历史演变，交

《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全2册）》由115篇文章组成，涉及众多曾先后在向阳湖生活过的文化界人士，其中有的作家沈从文、冯雪峰、冰心、楼适夷、张天翼、孟超、陈白尘、萧乾、张光年、严文井、韦君宜等；诗人郭小川、李季、藏克家等。

《廉政学研究（2019年辑 总第3辑）》聚焦廉政建设，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国际和等多个层面对腐败和作风问题的性质特征、产生原因、政策措施、治理效果、环境条件等进行系统性、科学化的研究。 本集刊探讨廉政学的基本原理，对廉政、失范行为、腐败、不正之风、道德滑坡、反腐败等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理论探讨，研究腐败与不正之风产生的根源及其规律，对反腐败策略、廉政建设体制机制进行评估，对历史上的廉政建设制度和措施进行比较分析，对各个地区廉政建设及其相应制度进行研究，对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与腐败的关系进行探讨。 廉政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决定了本集刊必须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本集刊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证研究为主线，结合实际选用合适的方法，如用问卷调查、田野调查等方法收集数据资料，运用定性

方镇文职僚佐指节度使、观察使、经略使等使府文职僚佐，文职僚佐范围，参照《两唐书》和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其文职僚佐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参谋、孔目官、要籍等，其中行军司马副使等职，边地或战时多武人充职。 本书考证了唐代方镇文职僚佐。 书中尽可能利用经过整理出版的唐代墓志，但并不盲从，而是细心核阅原文，稽考有关史籍，以纠正编著者的错失。如前几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此书虽；12集了不少新出土的墓志拓片，但由于编者粗心大意，著录时可说是错误百出。就伟华同志所指出的，如天平军崔成相，《隋唐五代墓志；12编》洛阳卷第十四册有《崔君夫人李氏墓志》，《汇编》编者谓此志为崔德裕作。按此文署“堂弟特进行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卫国公德裕撰”。墓主为李氏，

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次历史大变革激流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动、丰富而又独特的。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热土，风起云涌、群英会聚。 《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1978-2018）/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口述系列》采访了多名有代表性经历的人士，通过访谈，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编撰成册，成为口述历史。

京西宾馆原定20天的会议何以延长到36天，华国锋定框框，原定的三个议题何以被突破，“只进不出”，人事调整，陈云进常委，“宜粗不宜细”，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华国锋作检讨，真理与“凡是”的正面交锋，胡耀邦四次发言，极言“党内有党，法外有法”，小平的手稿被“发现”，揭示转折时期的最大谜底，二胡“胡耀邦、胡乔木”之争，农业文件的藏头藏尾。

本书从描述文官与武官政治权力自唐末至北宋中期的消长过程入手，分析导致双方在文化认同上由模糊转变为严重对立的因素。权力争夺是导致文、武官之间关系紧张的主因。为了争取君主的重视，文士将武人描述为贪婪无知，而强调自身具有学养、道德的重要性。随着文官权力自后周、北宋逐步扩张，文士对武官的歧视日益加深，并透过制度的规范，阻止文、武官身份的转换。文、武官对立因而成为宋代政治上无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