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拟专论“变音”。各语言都有变音。我们希望基于汉语变音材料的考察来说明“音义之间和它们各自的历史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语言类型的角度出发，作为单音节语言类型代表的汉语，较之于多音节语言类型的印欧语，可为音义关系的考察提供更为特殊的参照。这是因为：印欧系语言是多音节语，音节仅是一级纯语音的单位、与意义无强制性关联，音节的意义关联对音变的作用无从讨论；而汉语是单音节语，音节是一级非纯语音单位、与意义有强制性关联，音节的意义关联影响音变的证据则十分丰富。特别是，体现汉语音节音义关联的“变音”材料，不助于说明音义之问的关系问题，而且有助于说明音义各自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 全书以音节的音义关联以及由此出发的音系的音义关联为视角，通过汉语特别是豫北方言变音材料的分类型、分层次、分阶段

一种语言传播到不同的地区，会产生方言。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分支，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方言有自己的结构特征，有自己的读音、词汇和语法规则。研究方言的各个要素，对于认识方言的结构特征，了解它和共同语的关系，对于今天推广普通话，促进现人汉语的规范化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汉语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也非常重要。

在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中，只有客家言不是以方言所在的地域名称来命名、而是以说这种方言的民系的名称来命名的。诚然，一方面，说这种方言的人一般都被作客家人，他们自己大都也是这么认同的；另一方面，目前客家方言的分布格局是明代未年、清代初年及此后客家人的迁徙形成的。 客家理论的奠基人罗香林在他的《客家研究导论》(1933)中说，客家人是汉民族的副产品分，其先民大都原籍中原，从晋代永嘉之乱以来，在历 史上的几次大动荡中逐步南迁，并终于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形成客家人的基本住地，也形成了一个在语言、文化、风俗等诸方面都有逢己独有特征的民系。明末清初以及清同治以后，客家人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迁徙，并形成了今天客家人的面貌。罗氏的理论产生以后，对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不仅历史学界接受了他的理论，语言学家

本书的比例尺为1：1100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比例尺为1：5000万。《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的底图是根据中国国家测绘局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NFGS）1：400万的全国地图数据新闻发言人制成的，但各种界线均不作为划界依据，行政区划的准确情况请以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标准样图为准。

本书为法国汉学大师马伯乐的代表作之一，原为法文，一直未有中文译本。聂鸿音先生此次翻译这部作品有利于中国学术界进一步认识马伯乐的研究观点，便于中国音韵学研究者参考利用马伯乐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成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讹误进行了校改，并以脚注形式作出说明；另一方面对原著中一些繁复而无意义的注音方式进行了统一改动，使中译本音标系统比原著更明白易懂，同时使此书的可读性更高。

本书对明正德本和清光绪本这两个本子作了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并通过深入的历史比较，探索五百年来福建闽北政和方言语音的演变历史。因此，本书稿的研究成果，填补了闽语方音史研究的空白，对于闽语语音史研究，汉语语

作者在陕北多年，发现陕北方言中保留有大量的古代词汇。作者花费十年时间，翻阅了许多古籍，找出陕北方言中古语遗存的来源。书中不仅用古籍来印证方言，也通过方言展示了陕北特有的民俗。 本书记录的陕北特色口语词语，有3900条。记录的原则是作者自己听到的、作者个人生活中用到的，并且普通话口语不用的词语，书里看到的不算。书中收录的陕北词语和语句，一些是作者跟延安、榆林等地的干部、职工和农民聊天所得，很多则出自余家沟村的几十位农民之中。书里的陕北词语，作者依自己对陕北生活的感觉，分为“陕北的古代人称人身词汇、表述行为的陕北古老动词、陕北日常生活中的古人词语、陕北古老的人际交往词语、有关婚丧信仰精神寄托的陕北古词、陕北关于天地自然的古老用词、陕北话里的古代虚词”7个方在，和“亲属，叫了一千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