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意识到时间的存在起,人类就一直在尝 各种方式捕捉和记录时间的流逝,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出了大量令人惊叹的计时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安排自身活动的可靠参考。 人类既珍惜时间,也珍视这种用于记录时间的仪器。本书中,作者精心挑选了二十八件计时器。它们有的毫不起眼,有的极尽奢华;有的为了彰显自身地位,有的为了改变 的命运……从旧石器时代的狒狒腓骨到太空腕表,从地中海海底到月球表面,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伦敦到11世纪的中国,人类一直在不断尝试“驯服时间”。书中还特别介绍了历 那些令人惊叹的、奢华的钟表——从大本钟到劳力士,并试图告诉我们,计时器并不再纯粹关注功能,也关注设计。
本书围绕着如何理解“常识”这个话题展开。“常识”可分多种,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些观念会及时帮助人们处理面临的难题,这时“常识”就会有效主导行动方向。可是在历史观层面长期形成的某些刻板僵硬的看法,如果不经调适修正,也许会妨碍历史认知质量的提升,必须加以辨析。内容大致分成三类,类检视四十年来中国史学从思想史、学术史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型期间需要反省的若干议题。第二部分讨论如何处理明清以来直到五四前后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双重并存的复杂势态,着重辨析一些被忽略或误解的观念,尝试激活其中潜在的认知能量。第三部分是访谈记录,主要围绕着近些年自己出版的一系列论著答疑辩难。作者作为我国当代新史学领军人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此书就是相关的一个总结。
《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是20世纪意大利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史学理论的代表作。“上编”探讨历史学的理论,首先严格区分历史和编年史,进而划清真历史和形形色色伪历史(语文性历史、诗性历史、演说性历史、实用性历史、倾向性历史)的界限,并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下编”回顾历史学的历史,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史学,直至19世纪“新史学”。“旁注”收录23则涉及书中理论要点的札记和评论。《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思想深邃、语言生动、影响深远,是兼具理论性和可读性的西方经典。
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产生了大量卓有成绩的学者和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现代学术经典精读:中国史学史经典精读》选择了近30篇能够大致反映中国史学史研究进程的论文或经典著作(节选),并以开放的视角和批判性的思维,对这些选文进行简要介绍和点评,以望对读者在提高学术鉴别能力、学术素养和奠定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帮助。
本书根据方壮猷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之讲录简编而成,同时参考了孙秉莹(季明)、解毓才(冠三)诸生之听课笔记,成书于1943年。1944年邓广铭(恭三)作“序”并将其给中国文化服务社的“青年文库”丛书,1947年在上海出版。邓序说,该书“以史体为经,时次为纬,条析绳贯,区为章节,各章后又后人考校、注释、订补诸作。汇万殊于一编,驭繁碎于简要”。《中国史学概要》依史体分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制度文物史、方志与家谱等七章,为治国史者提供了入门之津梁。有学者指出:“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的起源和发展,此以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为代表”(《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8期),认为此书是20世纪上半叶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之一。
本书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具有而又深入地考察了20世纪初30年间中国史学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由传统向向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并从史学理论体系的内在发展理路上对历史观念、研究对象、史著内容、研究方法和史著体例等方面的更新和改革,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总的看来,在研究近代史学转型的诸多论著中,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一部内容更丰富全面、论说更深入具体的有新见解的著作。
本书就史学方法与学术批评展开讨论,或谈史学品位、史学功能、史学理论,或进行具体研究,以作示范,或对当代史学新著提出批评。作者潜心向学,独立思考,多有感悟,主张史学学者应以中立求真,尽忠职守,为社会服务。本书是作者近二十年来思考之结晶,可供有心人细细咀嚼。本书围绕史学研究,收入了一组史学分析和一组史学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也是通过具体的史学分析,具体展现学术中立的主题的。作者从对诸多史学著作的研究与批评,呼吁专业学者要忠于自己的职守,拜托价值分析模式,全面尊重历史事实和客观发展逻辑。这样专业历史工作者才能对社会现实作出的贡献,才能使专业史学成果成为社会的财富。
本书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具有而又深入地考察了20世纪最初30年间中国史学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由传统向向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并从史学理论体系的内在发展理路上对历史观念、研究对象、史著内容、研究方法和史著体例等方面的更新和改革,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总的看来,在研究近代史学转型的诸多论著中,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一部内容更丰富全面、论说更深入具体的有新见解的著作。
本书以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