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张舜徽集》是继国学大师、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的著作《张舜徽集》辑推出后的第二辑。第二辑7部5册，内容涉及面更广。本书为其中一册。《周秦道论发微》是诸子学研究中的力作，张舜徽先生将思想史与文献学结合起来，考论周秦道论为人君南面术，见解独到，发人所未发。《史学三书平议》将《史通》、《通志》、《文史通义》中有关史学思想、史家素养、史书体裁、撰写方法等方面的见解，择其要者加以疏证，对会通思想阐发尤其深刻。该书内容丰富，思想精粹，创见甚多，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文集。

《游宦纪闻》卷帙虽不多，仅十卷计一百零八条，但所包括的内容，却很广泛。举凡当代掌故，逸闻轶事，风士人情，文物鉴赏；以及艺文，小学，考古，历法，术数，医药，园艺等方面，均有所论及。而又注重实际，不尚 空谈。 《旧闻证误》，宋人李心传撰，记载宋朝史实及典章制度。

本卷论述的是明清时期的史学，其断限是从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省南京市）登极，正式建立明皇朝起，到公元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五个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史学逐渐发生嬗变的时期。历史上，一般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历史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标志，但是从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一些旧的学术特点在此之后仍有延续，因此，为了撰述上的方便，本卷的有些内容，难免会涉及1840年以后。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出现较大变化的时期。这种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在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发地影响到这时期的史学发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六经皆史”的观点被更明确地提了出来，并逐渐被学者所认同。

《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修订版）》是关于中国藏学研究史的一部学术史专著。作者探讨了藏学研究的学科特点、对象范围等基本问题，将1949年前的藏学研究划分为萌芽时期、创立时期、艰难发展时期，并在大量文献爬梳、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藏学的相关文献以及1949年前藏学研究各个阶段的成果做了系统整理，分门别类地加以概括介绍和评介，全面总结了1949年前中国藏学研究的学术成果。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历史知识，把它看作是一种革命力量。恩格斯说：“他（指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 本书是一本以研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普及读物。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简要地论述了15世纪以来世界9个强国的历史演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考，并且各章作者都对相关问题做过专门研究。

国语运动在现代中国影响既深且巨，作者将其纳入20世纪中国整体转型的脉络中，探讨语言和文字改革是如何反映并实际参与了这个过程，又对清末民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考察，侧重于国语运动和国家建构、国族认同、文化理想、地方观念、阶级意识等范畴的互动，还呈现了它和变动中的物质景观、资讯手段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透过这一个案，《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力图展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尽管汲引了不少外来资源，但又怎样高度地依赖于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大传统”。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逐渐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范式，不再以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现代性”当作唯yi的、普遍的生活模式，进而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探索现代性的他种可能。在此理念之下，中国现代性不但是一个现实的生活处境，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也是中西历史、文化交融互释之产物。本书以此为轴心，从典范转移到具体个案，反省近三十年来的近代中国史学研究。全书收编论文16篇，由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典范转移、中外学界研究状况的反省，以及几本中英文史学著作的书评等集结而成，分为典范转移、晚清史的检讨、民国史的反省等三个部分。以著作与议题作为切入点，本书通过观察历史研究的思路如何转变，学者如何各显神通拓展新局面，期待由此产生出新问题与新方法，为近代中国史研究提供借鉴。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其中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六十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反映出早期前辈留学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探求学问、开拓思想、融合中西文化的学思历程，也是近现代教育史、学术史辉煌的一页，实有传世意义。何炳棣先生不幸于2012年6月7日去世，本书为特别制作的纪念版，以纪念这位真性情的真学者。

吴见思评点《史记》，用功勤，挖掘深，既有阅读方法的提示，又有鉴赏《史记》艺术魅力的循循善诱，不益初涉《史记》的一般读者，于研治《史记》的学者也不乏启示。评点属于大众流行文化，虽以其大众性常为学者诟病，但也正因其易为大众接受，即如纪昀那样猛烈抨击评点——尤其是明清评点书籍的汉学家，其本人也有多种评点著作传世。因此，对于评点这一体式，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发挥其易于为大众接受的优势，纠正其浮泛、漫无根柢的弊端，而不是一味指责。就此而言，研究、整理古代评点书籍，无疑具有的意义。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同意了富春以《（史记论文）研究》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不善言谈、稳重、踏实、勤奋，是富春给我的印象。因为当时他报考四川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所以不得不在撰写毕业论文

《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自己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如果从1901年《中国史叙论》刊布算起，到此书的发表，也“逾二十年”了。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专门讲演，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名著。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是，在这二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启超的思想也有递遭变化。他在编完《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已谓：二十年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不以问诸世”。此书出版不久，又作了“修补及修正”，说是“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

二战中*惨烈的步兵交锋，一群美国大兵在阴森恐怖的森林里为祖国而战，为手足而战，为自己而战的热血故事。 1944年11月16日，美军第22步兵团斗志昂扬地开进了德比边境的许特根森林，希望打通到达鲁尔河的道路。 在这里，他们经历了18天炼狱般的残酷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几乎消耗殆尽，作战人员伤亡超过百分之一百。 然而，他们并没有被凶残的敌人打垮，而是同仇敌忾，成功维持了战斗力和凝聚力，书写了步兵战斗的传奇。

《阅读史》的读者——我正不知不觉地加入其家庭，将一个我们普遍具有的功能加以扩充或集中。阅读书页上的字母只是它的诸多面相之一。天文学家阅读一张不复存在的星星图；动物学家阅读森林中动物的臭迹；舞者阅读编舞者的记号法，而观众则阅读舞者在舞台上的动作；双亲阅读婴儿的表惰，以察觉喜悦或惊骇或好奇的讯息；中国的师阅读古代龟壳上的标记；情人在晚上盲目地阅读爱人的身体，在被窝底下；夏威夷渔夫将手插入海中以阅读海流；农夫阅读天空以测天气，这一切阅读都和书本的读者共享辨读与翻译符号的技巧。

目前学界关于翁方纲诗学的研究存在两个严重失误：一是将“肌理”解释成“义理”与“文理”，二是将“肌理”等同于整个翁方纲诗学。本书利用上海图书馆藏手稿本《石洲诗话》卷十，详细辨析了“肌理”说的内涵及其理论建构的缺失，并观照翁方纲如何走出“神韵”，以及其对定义宋诗美学特征的贡献。其中主要讨论了“正面铺写”“事境”“以学入诗”等概念。很后考察翁方纲“以考据入诗”的创作实践及其对冯敏昌、梁章钜、阮元、潘祖荫等人的影响，并从诗学史的角度上将之定性为“传统诗学的调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