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文字资料自宋代见于著录。现代楚文字的发现与研究，肇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5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楚文字研究逐渐兴起。90年代至今，随着楚简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和公布，楚文字研究大盛．成为学术前沿之一。从现有资料看，楚文字资料的大宗是竹简文字，其次是铜器铭文，再次是玺印和货币文字，另外还有书、刻或印在陶器、石器、木器上的文字等等。《楚国铜器与竹简文字研究(精)》(作者李天虹)的初衷，是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楚国各类文字发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勾勒、撰述楚文字的学术史，突出楚文字研究在当今战国文字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及在整个古文字研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吉金：明清铜炉特展》收录大量明清铜炉精品，汇集成册，并举办相关的展览。收录铜炉以造型、款识、用途等多个角度展现出明清两代铜炉发展的整体脉络，将明清铜炉文化体系做了一次较为完整的梳理。《吉金：明清铜炉特展》收录了此次参展的所有明清铜炉佳作，并将其特点、演变、用途等特征进行具体介绍，也涵盖了对特殊皮色、工艺、款识等知识点的普及，具有很強的实用价值。
强调陶瓷器物的功能效用与形式美感融合为一体，使一件陶瓷器物既是实用的，又是美观的，这种创造思想在日本古代陶瓷发展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具体表现。实用和美观是存在着矛盾的，但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融合的，可以构成和谐的统一体。在我们大量接触和分析陶瓷制品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完全符合实用要求的造型，在形式结构方面已经初步具备了美的因素。可以这样讲，实用功能的合理是构成陶瓷器物形式美的一个重要条件，再经过陶艺家在这一基础上的整合，突出风格特点，赋予不同个性。 日本陶瓷艺术保持自己的特点，在现代陶瓷创作设计中，仍然坚持实用与审美的结合，没有随着西方现代陶艺的发展亦步亦趋，而是继承了传统陶瓷艺术的理念，并加以发展和丰富，对我们应该是有所启示的。我们在吸取和借鉴西方陶瓷艺术的同时，也不应忘掉日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丰富的中国古代书画。其中既有晋唐宋元的稀世孤本，也有明清各个画派名家的代表作品，可以清晰、系统地反映中国古代书法与绘画艺术发展的脉络。为了感受经典，分享中国书画艺术的美轮美奂，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故宫书画馆》将分批展出历代书画家的精品佳作，以供广大观众研究、欣赏。本书为第二编。
《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馆藏珍品》精选馆藏各类医药文物图片194张，配以中英文字，扼要介绍文物的名称、质地、时代以及应用与历史文化价值。
《秦汉简帛医书文字编》收录了自20世纪初以来至2016年年底中国境内各种从秦汉时代的墓葬和遗址出土的书写在竹、木简牍和丝帛上的医学文献文字字形。这些文献包括甘肃敦煌汉代医简、甘肃居延汉代医简、新疆巴音郭楞州罗布泊汉代医简、甘肃武威旱滩坡汉代医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代简帛医书、安徽阜阳双古堆汉代医简、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汉代医简、湖南张家界古人堤汉代医简、湖北沙市周家台秦代医简、内蒙古额济纳汉代医简、湖南湘西里耶秦代医简、安徽天长纪庄汉代医简、北京大学藏汉代医简和秦代医简、湖南长沙尚德街汉代医简、四川成都老官山汉代医简等。 秦汉简帛医学文字不仅保留了同时代其他文献中常见和常用的字形，也保留了中医学的大量术语，如疾病、动植物、人体器官的名称以及治疗手段等，单独研究其字形，对于正确理解这
青铜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谣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2版)(上中下)》是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实事求是而又独具特色的描述。在描述中，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吸收西方形式美学的成果，把内容赖以呈现的文学形式(包括作品的语言、风格、体裁、叙事方式、由各种艺术手法所构成的相关特色等)作为考察的重点，并进行相应的艺术分析；严格遵照实证研究的原则，伴随必要而审慎的考证，通过对一系列作品的新的解读和若干长期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的重新发现，以探寻和抉发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演化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乃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加快了它的出现而非导致了中国文学航向的改变。此书虽然充分吸收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
本书研究了《文选》产生背景的探索，对《文选》编纂者进行了介绍，对《文选序》和《文选》学史进行了研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书稿在论述全面、纠正谬误、汇辑体例、追溯源流、诠释文体、考证切实、资料丰富、指导阅读、指导研究等方面较为突出。
本书收入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有能见到的资料，考释文字吸取了学界的研究成果，是甲骨文研究集大成之作。该书与学界号称鼎足之作的《金文编》《战国文字编》一样，可供从事历史文献、古代史、考古、文字学、书法、篆刻等方面的工作者使用，是一部融学术与实用为一体的大型古文字工具书。
《河姆渡文化精粹》展示了近30年河姆渡文化考古新发现，内容涵盖了玉石器，骨、角、牙器，木器，陶器，木构遗迹等。另附有英文及繁体对照。《河姆渡文化精粹》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作者在清代碑帖鉴定大家方若的《校碑随笔》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增补，故取名《增补校碑随笔》。书中系统记载了历代碑刻的流传渊源、各个不同时期的拓本的详细情况，为碑帖的鉴定及年代的断定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宋代沉船“南海1号”》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选题广泛，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
本书是以图文并茂的图典形式，展现中国绘画艺术各个门类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体例有别于一般的艺术史或图录、画集，图随文走，更见形象便捷。 本书系统地阐明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久远历史和丰富品类。时代上溯到萌发绘画的上古时期，下至晚清民国初年，上下七千年。品类包括已呈绘画图案、图像因素的石器时代彩陶和史前岩画、商周两代的青铜器，已具绘画本义的战国和西汉帛画、先秦漆器，已属独立画种的秦汉墓室壁画、两汉画像砖和木板画、魏晋至隋唐的石窟和墓室壁画，以及自六朝后涌现的各代绘画名家的纸绢画。这些品类组成了中国绘画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历史长河，并此起彼伏地闪烁着绚丽的光彩。 本书按时序分章编排，然各章并非简单地按朝代组合，而是根据相同或相近的艺术特征分阶段来归纳，各章标题也尽量突出此阶段主体
关于中国古代考古学的整体框架及特征，作为原始文明代表的夏、商、周“三代”如何首先迈进了文明的门槛，这些对其周围地区文明的起源及影响范围和作用基础，以及夏、商、周“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的起源等中国远古文明起源问题在本书里都有细致而详尽地科学分析。 这本由印群先生翻译，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先生完成的英文译著《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的版（第四版）的中文译本，是一部在中国考古研究领域内产生了世界范围持续而深远影响的书。张光直先生是近代享誉海内外的考古学家，在中国近代考古发展史上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在夏、商、周“三代”的考古研究领域，在中国“三代”的文明起源发展与世界文明起源的学术问题上都有不俗的见解。这部著作原是张光直先生在哈佛人类学系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
《故宫文物避寇记》记述的是1931年至1948年间，因日寇入侵中华大地，故宫博物院各位同仁戮力同心，使得文物安然南迁，辗转上海、南京、四川等地，最终回到北平（今北京）的情形。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日前通过了专家组鉴定，从而证实了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是由南北两区石窟共同构成的。从此，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将由492个增至735个。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鸣沙山东麓约1700米的断崖上，在《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上标号记录的492个洞窟均有壁画和彩塑，其中487个洞窟分布在长约1000米的南区，北区崖面除461至465窟有编号记录外，还有数百个洞窟因多无壁画彩塑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但是，这些长期没有标号的洞窟在其形质特征、性质功能、形成年代、与南区石窟的关系以及在整个莫高窟石窟群中所处地位，一直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 经过数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该项目的负责人敦煌研究院考古专家彭金章先生和项目组成员终于查清了现存北区石窟的数量为248个，因此，除原已被编号记录的5个洞窟外，敦煌石窟又新增编号石窟243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