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我国刑法学与前苏联刑法学的移植和借鉴关系，我国刑法学中犯罪客体理论基本上源于前苏联。本书以犯罪客体这一学术范畴为重心，充分利用相关的学术资源，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犯罪客体的构成要件地位。可以促进刑法学的研究，扶植刑法学的新生力量。
本书分上编研究述评、下编代表性论文精选两部分，主要内容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研究概况、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点研究问题与争议等。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永恒话题。从我国连续出台的《刑法修正案》来看，犯罪化都是历次刑法修正的主题，并且，近年来犯罪化呈现出扩大化之趋势。对此种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不仅要知道刑法修正的是什么，更要知道其合理性及不足。对某种行为而言，是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是对其作出判断的基础。总体上，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刑法的人权保障理念及其谦抑原则等要求对危害社会行为进行理性地犯罪化。
本书首先界定了结果加重犯的规范构造，明确了我国刑法典中结果加重犯的存在范围。之后运用动态的责任主义观点，提出在实质责任论的背景下，危险性理论能够解释结果加重犯存在的合理性。进而探讨结果加重犯成立的限定规则，提出应当在客观归责和主观归责的分析之后运用 全等审查阶层 理论判断因果历程偏离情形的归责，并对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以及共同犯罪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结果加重犯的司法认定，对本书提出规则的可操作性予以检验。
目的犯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某种特定目的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该目的要么有助于明确犯罪故意的内容，使此犯罪故意能够很容易地区别于其他犯罪故意，要么能够对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产生影响。断绝的结果犯的目的是直接故意的内容；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目的是故意之外的主观超过要素。对目的犯的研究必须采用类型思维方告。不真正的非法定目的犯不是开放的构成要件，其适用方法是限制解释；真正的非法定目的犯是开放的构成要件，其适用方法是目的性限缩。
本书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方面认证了单一正犯体系的合理性，并认为我国刑法采取的正是单一正犯体系。在此基础上，本书对我国犯罪参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世界各国的犯罪参与立法来看，存在以德日刑法为代表的二元犯罪参与体系（区分制）与以意大利刑法和奥地利刑法为代表的一元犯罪参与体系（单一正犯体系）。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规定究竟属于哪一种体系？这是研究我国犯罪参与问题的前提。从目前我国学界的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在没有论证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盲目地认为找国采用的是区分制。
贪婪、虚荣、迷茫、失衡，使这些职务犯罪者人生奋斗的方向发生了偏离，滑出正确轨道，滑向腐败深渊……如何找到一种途径，在他们“偏离”之初就能及时发现和修正；如何确立一种制度，使他们根本就没有“偏离”的条件与可能一这就是本书所要告诉你的。
犯罪学（criminology）是一门在国外产生的重要学科。犯罪学研究的重镇一直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犯罪学研究要想得到很大的发展，必须很好地吸收全人类犯罪学研究的精粹。美国等其他国家犯罪学发展的成功历史也表明，翻译国外的重要犯罪书籍，是发展本国犯罪学研究、提升本国犯罪学水准的重要途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一直将犯罪学作为重要的出版方向之一，此次将《犯罪学名著译丛》介绍给广大读者，也是致力于发展中国犯罪学事业的重要举措。 收入本《译丛》的名著，主要是根据下列标准来衡量的：一是在犯罪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二是获得过重要学术奖项的；三是统计研究表明被广泛引用的；四是与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关系切的。 本《译丛》是一套开放的丛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尽可能多地把犯罪学名著翻
《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新颖的题材结构以及注重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从题材结构上看，本书以《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为书名，分为两个部分：部分为理论。涉及方法结构、社会预防、环境预防以及犯罪预防评估等主要内客；第二部分为实践，涉及犯罪预防从理论到政策、公共场所的犯罪预防、如何应对社会失调以及犯罪预防的前景展望等主要内容。此外，本书中诸多部分均有针对典型性案例或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条理性概括的分析评述。从上可见，本书不但结构新颖、重点突出，而且其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的突出特点一方面生动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理论水平以及对实践的掌握和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也显著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以及理论和实践界参考借鉴的可行性。其次，亚当·苏通等专著的《犯罪预防(原理观点与实践)》内
根据犯罪进展的不同区分犯罪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在此基础上区别量刑，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当然要求。但何谓犯罪既遂、其标准是什么，并不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已经明确了的问题。 本文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部分，犯罪既遂的标准。犯罪完成并非犯罪人的主观目的的实现，也非自然意义上的行为的完成，而是体现立法者立法意图的犯罪完成。第二部分，犯罪既遂的范围。第三部分，犯罪既遂的类型。该部分结合不同的犯罪类型，指出了犯罪完成的具体标志。第四部分，犯罪既遂与刑法相关问题。就犯罪既遂与刑法中的相关问题如结果加重犯、共同犯罪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本书以证据为中心，将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犯罪理论与实务相结合，提出了按犯罪构成要件确定定罪证据的结构，并将证据划分为主体证据、行为证据、结果证据、主观证据、情节证据，构建了犯罪定罪证据认定的新结构、新标准、新要求。作者根据长期的职务犯罪侦查经验，对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28种常见犯罪的定罪证据进行了系统研究，并结合个案的实证分析从上述六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解析，为一线侦查人员在办案中收集哪些证据、如何收集证据、怎样评断运用证据提供了实用性极强的方法，这不仅有利于准确定罪，而且十分便于司法实践操作，有助于提高侦查、起诉、审判的质量和效率，是在证据理论和应用法律研究上的突破与创新。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问题研究》由何邦武著
犯罪学（criminology）是一门在国外产生的重要学科。犯罪学研究的重镇一直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犯罪学研究要想得到很大的发展，必须很好地吸收全人类犯罪学研究的精粹。美国等其他国家犯罪学发展的成功历史也表明，翻译国外的重要犯罪书籍，是发展本国犯罪学研究、提升本国犯罪学水准的重要途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一直将犯罪学作为重要的出版方向之一，此次将《犯罪学名著译丛》介绍给广大读者，也是致力于发展中国犯罪学事业的重要举措。 收入本《译丛》的名著，主要是根据下列标准来衡量的：一是在犯罪学目前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二是获得过重要学术奖项的；三是统计研究表明被广泛引用的；四是与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关系切的。 本《译丛》是一套开放的丛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尽可能多地把犯罪学名著翻译过来，
本书立足于市、县（区）两级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系统全面地梳理了职务犯罪线索的初查。本书共分为八章，依次为“初查概述”、“线索的发现和管理”、“初查的基本内容”、“初查的步骤”、“初查的方法”、“线索的
共犯界限包括分工分类法下的界限和作用分类法下的界限，它是共犯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刘斯凡编著的《共犯界限论》结合我国立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共犯的界限问题进行了研究。《共犯界限论》从共犯体系入手，评析了单一正犯体系和二元参与体系的优劣；并结合我国的共犯体系，重新界定了共犯处罚根据的基本内涵；随之对大陆法系的对以犯罪支配理论为代表的诸多学说的利弊展开探讨，提出了区分正犯和共犯基本标准；之后对作用分类法下共犯界限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剖析，对“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进行了全新诠释；最后以现有立法模式为前提，以对因果流程的支配为基础，对我国的共犯界限理论进行了重构。
本书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关于犯罪数据资料研究的入门性指导，同时，在书中我们也尽量不减少研究者在这个领域中深入探索的东西。例如，我们尽可能地减少具体数字和复杂图表的展示，但我们没有回避关于这些数据资料的解释分析和应用的较难的问题。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哪些定量数据资料能够告诉我们关于犯罪与犯罪人的知识，同时我们也清楚，有些其他重要的数据资料形式（如揭示犯罪某些方面特征的）我们没有纳入进来。我们也不打算用一种包罗万象的方法去讨论那些与刑事司法系统具体工作相关的数据资料，如那些关于定罪和监禁的数据资料等。 在我们长大的那个小镇上，有一个咖啡馆，有时，咖啡馆会摆设一些陶器，从桌子上一直摆到挨墙最近的地方。人们经常会在那里坐上几个小时，期望能够看见藏在陶器丛中的那些陶器，同时也希望见到咖啡
“中国刑事法制建设丛书”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予以充分关注，尤其是对管辖、证据、司法鉴定、强制措施适用、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刑事和解等方面的难点问题进行研究，力求从多角度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制度选择方案。《职务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是其中一册。
初的犯罪论体系作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产物，其后的演变遵循了从存在论走向规范论的路径，体现了人文主义反思在刑法学发展上的必然。至技术风险社会全面到来，所谓基于“安全刑法”、“仇敌刑法”理念下的论体系所谓“功能性”的学术面纱，是论者对人被进一步工具化的危险的漠视。在此种解读下，作者表明其“谨慎下宽容”的基本态度和反对“人的工具化”的并和论立场。从全书的结构来看，作者既从认识论是次把握犯罪论体系的演变线索，也关注各成立要件理论的成长，以期在宏观上及微观上获得学术立场的统一。
事实与价值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先意识到此问题的学者是休谟。他在《人性论》中写道：“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不过作者们通常既然不是这样谨慎从事，所以我倒想向读者们建议要留神提防；而且我相信，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