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国际商事仲裁正当程序法律规范体系实施机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国际商事仲裁正当程序适用条款具体实施问题的系统梳理，聚焦完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正当程序规则适用的相关理论及制度建设，并提出刑事规范对国际商事仲裁正当程序规制的意义，在动态中推进规则和机制发展创新，目的在于增强我国在有关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诉讼证明标准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问题。在21世纪初，我国学术界对诉讼证明标准的讨论呈现出争鸣之势，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乃至流派。这充分反映了在社会和法律的转型期人们理念的改变。理论上的争论也影响到了司法实践，在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解与运用上，司法人员也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因此，对诉讼证明标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进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本人非常关注中外证明标准的研究，本世纪以来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参与证明标准的讨论。李玉华是我指导毕业的博士，她自硕士论文《论诉讼证明标准》(2001年通过答辩)的写作开始就一直在关注和研究诉讼证明标准，发表过多篇相关文章并写成了博士论文《刑事证明标准研究》(2005年通过答辩)，在此基础之上又主持完成
本书是李双元法学文丛之国际民商事诉讼研究（第2版），内容涉及国际民事管辖权、诉讼的开始、审前获取信息、临时或预防措施、即决审判和其他特别程序、审理、判决和救济、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及附录，等等。
本书从理论和实务，域内和域外，纵向和横向多视角对侦查主体设置、侦查权限划分和侦查权控制三个方面对侦查权配置问题进行探索和比较。并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逐一进行剖析和论证，提出尽可能详尽的立法建议与改革方案。 全书以侦查概念为研究起点，重点围绕侦查权与侦查主体、侦查权配置的理论架构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探究，并以不同国家和法域为视角，对侦查权配置三方面的内容进行考察比较。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侦查主体设置状况进行梳理，重点探索我国侦查主体设置应当遵循的原则、侦查权限划分的基本框架和在诉讼框架内完善侦查权控制体系等问题。
强制执行竞合是民事强制执行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强制执行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何处理强制执行竞合，在理论上一直有争议，各国的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从立法上看，我国的相关立法规定不仅条文比较粗陋，而且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无法有效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执行竞合现象，加重了“执行难”。所以，研究和探寻解决执行竞合的原则和方法，不仅有利于完善民事执行立法，而且有利于正确处理实践中存在的执行竞合现象，保护债权人的权利。 本书从分析强制执行竞合的具体涵义和主要类型入手，对民事强制执行的目的及原则、解决强制执行竞合的价值取向、解决强制执行竞合所依据的执行清偿原则、扣押的法律效力以及保全执行与终局执行之间竞合的处理方式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借鉴外国相关立
税收征管是公司管理层面对的常规问题；税收征管类犯罪，公司面临补缴税款、罚款的处罚，个人还会面临刑事处罚。本书从刑事案件的办理流程入手，介绍了危害税收征管类案件的特点、办理的一般流程及常见法律问题、实务问题，从而揭开刑事案件的神秘面纱。本书对于想了解危害税收征管类案件以及刑事案件办理流程的读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司法权威问题是现代司法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也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司法实践，阻碍我国司法改革进程的十分重要的难题。尽管近几年来，在司法改革的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都十分关注司法权威的问题，并就确立我国的司法权威进行了多方面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理论观点和对策性建议，但总体来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水平不高，系统的学术论著尚付阙如。季金华副教授的《司法权威论》对司法权威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学术观点和对策建议，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严肃的学术专著。
进入21世纪，我国法律职业岗位的设置日趋科学合理，经改革、改制建立起来的法学学科教育与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并存并举、协调发展的法学教育体系已逐步完善，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在全国已形成一定规模。为加强对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指导，进一步推动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司法部组织部分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供各有关院校使用。 本书为切实帮助广大高职高专学生真正掌握三大诉讼的基本原理，使其能在实际工作中熟练、灵活地运用法律，分20章详细阐述了诉讼原理概述、诉讼价值、诉讼模式、诉讼法律关系、诉讼与诉、诉讼主体与非诉讼主体、诉与诉权、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诉讼制度、诉讼行为、诉讼管辖、诉讼提起、诉讼证据、诉讼证明、诉讼过程、诉讼时限、诉讼保障、诉讼结论、执行、诉讼监督等问题，
诉讼艺术存在于许多较为发达的法律文化中，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表现得为突出，发展得为充分，实乃中国法律文化的一朵奇葩，可惜至今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制度的多次巨大变迁，面对高度科学化的西方强势法律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诉讼艺术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在不断流失，诉讼艺术的发展正面临着种种时代困境与文化困境。诉讼艺术之花能否蓬勃开放在中国现代法治建设这株大树的枝干上？这不仅是我国诉讼艺术传统能否得到继承和发展的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能否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与广大民众的文化心理相契合的大问题，因而值得更多学人深入思考与探索。
该《决定》在立法的层面进一步强调了陪审制度的重要性，并且做出了一些保障实施的规定。但是笔者认为，该《决定》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陪而不审”、“形同虚设”等问题，也没有能够真正体现陪审制度的存在价值，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但是，中国的陪审制度改革究竟应该走向何方？我当时也缺乏明确的认识。我正是带着这种困惑承接了司法部的这项研究课题——“陪审制度比较研究”。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课题组成员收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关于那些我们过去不太知晓的国家的陪审制度的资料，并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本书。值得高兴的是，我在主持本项目的研究过程中也对中国陪审制度的改革方向形成了明确的思路。经过集体讨论，我们将改革设想写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
近年来，公益诉讼在我国方兴未艾，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本书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益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公益法中心专门从事转型社会中的公益诉讼制度与实践研究。作者在多年来的深入理论研究和参与推动我国公益诉讼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创作了这本专门以公益诉讼为研究对象的法学著作。 本书从理论上、制度上、实证经验和比较研究方面，以开放的学术视野、融合了多学科的知识，对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透视和解读，其内容涵盖了公益诉讼的基本法理、架构和主要机制、方法，对公益诉讼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实施和发展作了全景式的描摹与探讨，并对之作出了细致的理论论述和实证分析，论点鲜明，鞭辟入里。
本书是为探索和构建我国的强制执行法而作，是以立法的强制执行法而作，是以立法条文的形式编排，并对每条的涵义作了探讨。 编通则，是对本法重要问题总的规定，包括立法宗旨、基本原则、执行机构与人员、执行参与人、协助的执行人等。第二编执行程序，包括执行的开始、进行和结束，重点和难点是执行义务人的变更与追加。第三编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是本书的重点，包括对义务人现金、存款、收入、动产、知识产权、股份及其他投资权益、债权、不动产、船舶及航空器的执行。第四编实现非金钱债公的执行，包括物之交付请求权和行为请求权的执行，重点是财产和行为的保全执行。第六编涉外执行程序的特别规定、执行申请和审查，重点是涉外的执行的原则。第七编附则，重点是本法效力和生效日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渊源于1915年创设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突出“英美法”教学模式和高级法律人才的培养，以其科学的培养目标和鲜明的教学特色，赢得了“南东吴，北朝阳”的美誉，培养了王宠惠、吴经熊、倪征（日臭）、李浩培、潘汉典、杨铁樑等一大批现当代著名的法学专家，使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一度饮誉海内外，成为中国法学教育家园中的一朵奇葩。从1952年院系调整起学院历经风雨，几经坎坷。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由“江苏师范学院”易名为“苏州大学”，同时恢复法学教育，成为全国早恢复法学教育的院校之一。2000年学院校友王健教授的长子王嘉廉先生慷慨出资捐建苏州大学法学楼，设立奖学金，以推动苏州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育和研究。苏州大学法学院同年更名为王健法学院，成为全国个由海外专项基金参与建设的公办
即使在刑事司法体制比较成熟的美国，依然有1％的死刑判决后来被证明是链误的。 刑事当事人及其亲属充分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对避免刑讯逼供、避免冤假错案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 刑事辩护律师和刑事诉讼学者共同总结刑事诉讼当事人及其亲属的自我保护和权利行使方法，通俗易懂，简明实用。
《审判前沿》秉承“及时反映北京市法院新类型案件审判法律适用中存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传递北京市法院新类型案例审判信息，增大广大审判人员的案件审判信息量，开阔视野，为审判人员办案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也为法学研究提供新鲜的案例”的指导思想，针对审判实践中存在的疑、难、新问题，采取个案或一类案件分析的方法，加强案件审判工作中法律适用的深层次理论和实务研究。北京市法院在认真开展案件研究的同时，还不断从已终审的案件裁判中，对法律适用中的关键问题的把握或者理解进行总结，编发案例，供北京市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进行参考。
起诉权是启动民事诉讼程序、打开司法之门的重要权利，对于当事人寻求司法保护极为重要。《起诉权研究以解决“起诉难”为中心》由起诉权基础理论、比较论、运作论、保障论和诉权新论构成。本书构建了起诉权的理论体系；运用诉讼成立要件、诉讼要件、权利保护要件等理论全面剖析我国的起诉条件；通过法律实证分析方法，调查研究起诉难问题，起诉难主要存在于新型疑难、敏感民事案件和群体性纠纷案件，立法缺陷、审慎立案的司法政策、法院的资源缺乏和司法能力有限、法院规避和降低审判风险以及司法不作为等因素造成了起诉难；为解决起诉难问题开出了药方，提出诉权人宪、民事诉讼法典规定诉权，以立案登记制为原则、立案审查制为例外的改革方案，完善起诉权的救济制度等建议，具有立法上的参考价值。
起诉权是启动民事诉讼程序、打开司法之门的重要权利，对于当事人寻求司法保护极为重要。《起诉权研究以解决“起诉难”为中心》由起诉权基础理论、比较论、运作论、保障论和诉权新论构成。本书构建了起诉权的理论体系；运用诉讼成立要件、诉讼要件、权利保护要件等理论全面剖析我国的起诉条件；通过法律实证分析方法，调查研究起诉难问题，起诉难主要存在于新型疑难、敏感民事案件和群体性纠纷案件，立法缺陷、审慎立案的司法政策、法院的资源缺乏和司法能力有限、法院规避和降低审判风险以及司法不作为等因素造成了起诉难；为解决起诉难问题开出了药方，提出诉权人宪、民事诉讼法典规定诉权，以立案登记制为原则、立案审查制为例外的改革方案，完善起诉权的救济制度等建议，具有立法上的参考价值。
本书借助比较法学及概念法学等研究方法，强调法律文化背景差异对具体制度设定的影响，围绕诉讼时效的价值、客体、期间、障碍及效力展开剖析；指出该制度正当性的获得有赖于督促与惩罚、证据彰示、秩序与安全、效率等多种价值的衡平，此种追求内部衡平的多元化价值体系始为诉讼时效正当性的基础；对客体的讨论标准予以评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请求权得以成为诉讼时效客体的根据并对物权请求权的可适性提出质疑；突出对诉讼时效期间予以设定时应考虑的各种要素的考察，系统讨论诉讼时效期间的类型及其划分根据；结合诉讼时效的双刃性，建议通过合理的限制措施(即诉讼时效的障碍)以保障其价值的充分实现；在对三种立法主义以及我国所奉行的“胜诉权消灭说”予以评介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当由传统的“胜诉权说”向抗辩权发生
无论是在当事人主义还是在职权主义的审判制度中，问答都是法庭话语（courtroom discourse）乃至整个司法体系中富有动态意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目前还没有专门从互动角度系统地研究法庭问答的。 本书试图从言语行为理沦（为主）和话语分析（为辅）相结合的途径，通过对13场公开的法庭刑事、民事案件（包括行政诉讼案件）审判现场录音转写语料（约90余万字）的分析，以达到下列目的： 1．揭示法庭审判中问答主体间的互动机制以及法庭审判的问答互动结构特征； 2．揭示法庭问答主体内的互动机制，结构特征及策略； 3．描述法庭问答互动中的话语形式冲突并揭示其特征和原因； 4．解释法庭问答互动与目的的关系； 5．探讨法庭问答互动中的合作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