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日本公务员队伍高度廉洁。然而,这并非自然天成,也不是一朝一夕做到的,而是战后日本各界与腐败现象斗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结果。本书以“战后腐败案”为例,细致梳理了日本战后腐败现象发生的历史轨迹及日本社会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经验。书中高度凝练地展示了日本细密、周详的反腐败法律架构,还原与刻画了一些富有典型意义的行贿人、受贿人、办案人角色,并对战后日本政治生态进行了精彩评述。本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时刻比照中国廉政建设现状,是研究日本腐败问题的填空之作,对于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汤本渊(中国驻日公使衔参赞):我国与日本战后的工业化历程十分相似,中日两国在社会公共项目及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有许多可比性,因而产生腐败的温床在程度上可以相提并论,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如何由“大
数世纪以来,腐败已成为公共机构的特征。然而,直到最近它才成为持续的科学分析的对象、本书作者约翰纳·伯爵·兰斯多夫是德国帕骚大学经济学理论讲席教授,同时是透明国际的高级研究顾问。作为对这门发展中的学科的重要贡献,兰斯多夫的研究显示,深入研究制度经济学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进行腐败交易所必需的制度以及那些有助于抑制腐败的制度。他认为,比起通过惩治来进行遏制,腐败行为者更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作为腐败犯罪搭档的投机主义,以及落得不可信任的名声的危险这就暗示了一种新颖的反腐败策略——“看不见的脚”——由此,腐败搭档的不可信任性带来了诚实和良治,即使是在缺乏良好意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本书结合了跨学科的理论研究和一流的实证研究,对于关心反腐败改革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可谓十分宝贵的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1 月 13 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 , 传递出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新判断、新思路、新举措、新要求。为帮助广大党员干部 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的新形势新任务,本书 选取新华社、《求是》、《人民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文汇报》、《检察日报》、《华夏时报》等媒体的报道和文章,对如何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行了权威系统的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1 月 13 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 , 传递出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新判断、新思路、新举措、新要求。为帮助广大党员干部 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反腐倡廉的新形势新任务,本书 选取新华社、《求是》、《人民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文汇报》、《检察日报》、《华夏时报》等媒体的报道和文章,对如何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行了权威系统的论述。
作为一本关于反腐败问题的学术著作,《公共管理前沿丛书:预防腐败》始终以预防腐败为主线,集中对于腐败行为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有效的预防腐败的前提是深入了解腐败行为的发生机理和深层规律,这些技术性因素是腐败得以产生的关键,因此成为《公共管理前沿丛书:预防腐败》研究的重点。
《西方政治制度史》是西方政治制度史。全书以典型西方国家,如意大利、英国、美国、德国的政治制度演变史为例,详细描述了西方政治制度演变的过程。全书结构分明,脉络清晰,对相关人士了解西方政治制度,从中总结规律,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作者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确认,然后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源起、演变过程、发展等进行了梳理;在对各国政治制度沿革与变迁过程进行分析的同时,作者对西方各国法律制度和体系的形成和特点也进行了比较分析。本书是我们了解西方政治制度历史的重要资料。
《腐败:人性与文化》是全球位人类学家历时几年,对全球大国家包括美国、葡萄牙、俄罗斯、意大利、欧盟、玻利维亚进行实地考察、披阅资料,从人类学角度做出的对全球腐败现象的深刻解读。作者们指出,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于腐败困扰,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全球通病,是一场人性、权力和道德的无硝烟战争。当前,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到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从人类学角度而非政治角度解读腐败,是想指出:虽然腐败来自于人性,但文化与制度却可以控制腐败的程度及其危害性。总之,反腐已经是全球范围的大事,任重而道远。
在许多社会里,腐败对民主和经济发展是一种威胁。它的产生既取决于人们追求、使用和交换财富与权力的方式,也取决于支撑和制约这些过程的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是强大还是薄弱。迈克尔·约翰斯顿认为这些因素的差异性导致了四组主要腐败征候群的产生:权势市场、精英卡特尔、寡头与帮派,以及官僚权贵。约翰斯顿利用统计方法确定每组的社会,并利用案例研究揭示预料中的征候群确实发生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权势市场);意大利、韩国和博茨瓦纳(精英卡特尔);俄罗斯、菲律宾和墨西哥(寡头与帮派);中国、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官僚权贵)。最后一章探讨改革,强调应当如何运用人们所熟悉的措施,或者如何不使用这些措施以免造成伤害,其目的是突出“深度民主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