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老庄哲学领域的新生代学者秦复观毕20余年之功全新校注解析。 全本：正本清源。以帛书版为底本全新勘校。 全译：随文白话文直译，生僻字随文注音，与传世版本异文的对比，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解读。 全解：多维度逐句解析文意，及其内在逻辑，保证普通人完全读懂《道德经》。 作者整理定稿的帛书版，与传世版重大差异有140处之多，这影响了我们对老子思想的正确理解，而基于正本的解读，也让以往道德经中多个自相矛盾之处在逻辑上形成了完美自洽。 这不仅是一部原貌道德经，也是一部可以轻松读懂的道德经。
《儒家政治哲学大纲》脱胎于在北大开设的儒家政治哲学课程，经三四年的沉潜而完成，《儒家政治哲学大纲》聚焦于儒家政治哲学中诸多核心范畴，对天/天道、王道/霸道、大同/小康、世袭/禅让、那县/封建等关键词做了长镜头式的全景厘清，通过制度史和观念史的视角，在古今中西的背景下考察历代思想家如何证明这些制度或观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与平等、正义等西方政治哲学概念展开了深入对话。 全书由 天、天命、天道 仁者爱人 人性与民本 权力与疆域 感与教化 差序与平等 勇敢与复仇 七部分组成，由此可见儒家政治哲学何以 阐旧邦以辅新命 ，在张力与冲突中体现了穿透历史的思考深度以及强大生命力。
李泽厚认为，《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还作用于人们的感情、想象和信仰，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 基于《论语》的重要，李泽厚利用当代的语言观念重新进行了译注，并围绕今日如何读《论语》这个中心，对于《论语》的原文及精神做了当下的申述、评论和阐释，并结合中西方哲学、文化、思想上的比较与分析，赋予《论语》新的意义，此即所谓"今读"。其中，培育人性情感，了解和区分宗教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重视和把握个体命运的偶然，是《论语今读》三重点。 作为对于儒家原典思想的现代阐释，《论语今读》表
普通读者罕有知道，王阳明原是一个被翻案的奸佞。《明实录》里的王阳明不但奸邪，还很有几分色厉内荏的丑态，是一个墙头草一般的投机分子。他纵兵屠城，窃夺他人战功，散布异端邪说蛊惑人心，以邪教教主的姿态享受着信徒的阿谀与供奉。 乃至清朝编修《明史》，才算是以新一代的官修正史为王阳明做了正式的翻案。而在王阳明弟子们谦卑写就的私史里，他又仿佛头顶光环的圣徒，有神鬼莫测之能，每每还有灵异的奇遇。 于是我们每个人对王阳明的态度，往往取决于自己对史料的采信方式以及认知误区之有无或多寡。是的，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儒家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话题，近代以来又成为哲学、思想史、伦理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重要内容。社会学对儒家的关注，在中国学术界应归功于潘光旦，他偏重社会思想方面的阐述；在西方学术界则以韦伯的研究尤为著名。 本书的所有研究均基于对社会学本土化之思考，即坚持儒家的社会学研究既不走回国学，也不套用西方学术话语进行言说，亦不囿于思想史或历史领域，而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对儒家内含之社会理论性问题和实践性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儒家思想在社会学中的重点议题是伦理的社会实践及其衍生出的社会特征，其逻辑发端于 人伦 与 耻感 ，即 人伦日用 。 尤为重要的是，本书原创性地提出了 对偶生成理论 和 关系向度理论 ，并对 孝道 人情 面子 自我 情爱 日常计谋 及宏观社会秩序的运行与维系等做了专题性讨论，以期形成一种对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属于三大卷本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首卷。在本书中，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与西欧不同的地方，以此突显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韦伯所着手探讨的对象，特别是中国与印度，都是既庞大复杂又源远流长的文化体。身为西欧近代文明之子的韦伯遂以 理性化 作为其研究世界各大文化的 利器 。他的着眼点在于：宗教与社会其他层面、理念与利益在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在种种互动关系下呈现出怎样的理性内涵。韦伯在本书中分析了中国的国家、法律、城市、行会、士人阶层、正统礼教、异端信仰等，无非是想借此构筑出：中国人想的是什么、做出来的又是什么
本书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 列文森久负盛誉的代表性著作。全书分为三卷，视野广阔，目光如炬，既对儒教/儒家文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机制及其与皇权、官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又聚焦于近现代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迁以及儒教在历史进程中的沉浮，洞见迭出，启人深思，以其宏大的架构和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经典巨著。
《孟子新注新译》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考证了《孟子》中210例古今众说纷纭的疑难词句，并给出确切的解释。为惠及广大读者，考证以 译注 形式呈现 下里巴人的形式，阳春白雪的内容。书中 考证 方法之主要者，仍是杨树达先生所谓 审句例 在浩如烟海的同时代文献中网罗类似结构的词句，予以归纳模拟。以 最博最精 著称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释读古书的名篇，如释 终风且暴 ，正是这样做的。 《孟子新注新译》（第二版）是本社2017年《孟子新注新译》的增订版。较之旧版，本版篇幅增加了50%多。而这50%中的九成多，是加在 考证 部分中了。删去了旧版中《卷首的话》，还将《导言》篇幅大大缩减了。从数目上看，旧版原有 考证 108则，新版增加到210则。同时，旧的 考证 也有若干得到补充修订。
集三十余年研究思考成果而成，《儒家功夫哲学论》是作者系统阐释其功夫儒学和功夫哲学的著作。广义言之， 功夫 可以理解为 生活的艺术 。本书从 儒家 功夫 和 哲学 这三个论域的交集入手，意在既 从功夫的视角诠释儒家哲学 ，还原儒学作为一个功夫修炼和实践体系的本质特征；也 从儒学的角度发掘功夫哲学 ，勾勒功夫哲学的基本视角和框架；并 从哲学的角度反思儒家功夫 ，考察当代儒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如来》典藏本， 孔子三来 系列之二，鲍鹏山教授著。《孔子如来》*早是作者在《光明日报》 智慧版 上开设的 老鲍谭古 专栏文章，共72篇，合为一辑。生活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留下的言论片段，如何理解，从来一家有一家的立场与解说。本书是作者研究、教学先秦思想三十余年，将得自孔子的启示与读者做的一次分享，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价值都有其边界，把任何一种价值无限扩大、*化，都是对其他价值的破坏；比如，总说 防人之心不可无 ，会*终导致一切人猜疑一切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斗争；比如，不要斗得过小人，要高得过小人 源自孔子的这些正知正见，我们今天了解多少呢？
孟子其人不仅是先秦诸子之一，其书也是宋以来 十三经 或 四书 之一，两千余年来所影响于中国思想学术与中国人之心灵者甚大。自东汉赵岐作注以来，历代注释解说极夥，每随学术之进展与时代之变迁而有所发明，于中亦可见《孟子》所蕴之深，可以不断探究阐释。本书作者自2004年起在复旦大学 中国经学史 课上开始讲授《孟子》，其后研精覃思，取精用宏，耗时十余年，撰成本书。 本书为对《孟子》一书的注释和解读，每卷开头为解题，概述该卷大旨，下列章旨结构图，勾勒一卷之整体脉络。原文之下，分简注与讲疏两部分。前者疏通文义，对《孟子》原文中对一般读者来说理解相对有困难的，或历来有争议、有误解的字词进行简要注释，讲疏则详细阐释《孟子》原文的基本含义及其中所蕴含的义理。
《成人之道》为著名汉学家、比较哲学家、孔子文化奖得主安乐哲的新作。 作者对一贯主张的儒家角色伦理学进行了深度诠释，从宇宙论基础出发进一步揭示其思考起点 儒家过程性的人之理念： 人之成为 或 成人 。在《成人之道》中，安乐哲分析了儒家传统中 关系性构成的、叙事性的、焦点 场域的人之理念 ，并以之贯通 仁 孝 礼 和 等儒家经典观念，让儒家以其自身语言讲述其自成一格的道德生活愿景。在此基础上，结合比较哲学洞见，针对 个人自主 民主 等当代社会政治议题，作者提出了儒家方案来对抗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现代世界的基础个人主义理论及其衍生思想。 深感于当今世界的人类困局，安乐哲寄希望于在世界哲学中尚未获得足够重视的儒家思想资源，为人类带来突破性的改变与贡献。
《尚书》是中国渊源最古的典籍之一。其文本佶屈聱牙，向称难读，而在流传过程中，又历经秦焚书、汉今古文聚讼、东晋伪古文淆乱、唐天宝改字等项厄难，以至原本面貌隐晦，成书过程亦不得其详。清华简《书》类文献的发现，为《尚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学界围绕简本与传世本的对读，《书》类文献的成篇、纂集与流传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是，在《书》类文献的文本层次厘析、经典化的过程等方面，仍缺乏深入的研究揭示。《《书经》之成立》系统讨论以上问题，路径约略有四：一是基于文本细读和出土材料佐证，展开文本层次分析，提出 共时文本 与 历时文本 的概念，力求揭示《书》类文献的构成与演进过程；二是考察文字形态的历时性变化，总结字迹、字形、用字等项特征在文本衍生及流布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三是通过经解赋义的角
《原本大学微言(精)》是南怀瑾先生有关《大学》的讲记。书名中说的 原本大学 ，指的是《大学》的古本《小戴礼记 大学》。作者以渊博的学识，综罗大量的文史典故，对《大学》中的微言大义做了揭示，给人以人生的启悟。
两千多年儒学发展有一主一辅两条线索，主线是道德践行，辅线是道德存有。前者的主题是人如何成德成善，内部有一个“一源两流”的奇特现象，其中“一源”指孔子,“两流”分别指以孟子、象山、阳明为代表的仁性之流，以及以荀子、伊川、朱子为代表的智性之流。后者的主题是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其成为存在。两条线索有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道德践行之主线决定人成德成善，有了道德的人会以善的眼光看待天地万物，从而产生道德存有之辅线；道德存有之辅线形成后，染有道德色彩的天反身又成了道德的形上根据，从而大大加强了道德践行之主线的力量。儒家生生伦理学在这个谱系中有自己的定位：就主线而言，它不再局限于心学的立场，而是回到了孔子之“—源”，以聚合“两流”；就辅线而言，它不再以天讲人，而是以人讲天，不承认天是
约瑟夫·里奇蒙德·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1920-1969）是美国历史学家，也是继费正清之后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代表学者。《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部思想史著作，分为三卷，相继出版于1958、1964、1965年，1968年出版合订本，是列文森的代表作。该书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全书以其宏大的架构和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成为中国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经典巨著。 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到对这
流行的观念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或以为儒学仅为一堆严格的道德训诫或枯燥的哲学原则。事实却恰恰相反，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亦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量测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与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 徐梵澄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精神哲学家、翻译家和印度学专家，被誉为 现代玄奘 ， 只留下背影的一代大师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加入中印文化交流计划，赴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任教；1951年入南印度室利 阿罗频多学院，任华文部主任。1960年代是徐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学术菁华的宣扬期，以英文著出《孔学古微》，1966年由室利 阿罗频多学院出版，意在向西方读者介绍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菁华；后收入《徐梵澄文集》卷三，2006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15年经李文彬先生译成中文，以单行本出版，并获评当年的 中
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强劲的思想倾向，即追求运用西方思想中的所谓 普世价值 来改造并建构当代中国新文化。尽管这种努力至今仍然有人在持守，但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这种努力与中国人的生存意识存在着内在的根本性冲突。每一种文明在起源上都有独自的核心价值，包括其原始生存关注和基本运作原则，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但同时也框架了其视角，生成各种视角盲点。文明交流和对话不是要用一种文明的核心价值去取代另一种文明的核心价值，而是要尊重并体会对方的核心价值，进而暴露各自的视角盲点以扩展其视野。本书在这种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中审视儒家思想，努力揭示儒家的生存关注和思想脉动，及其与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传承和生存关联，并在展示盲点的同时探讨消解盲点之途径以及未来发展之空间。同时，本书运
本书题名为 心性与体知 从现象学到儒家 ，它一方面标明了本书的研究主题，即心性与体知；另一方面也划定了本书涉及的研究论域，主要是现象学和儒家。 心性 这个概念来自东方，主要出自儒学和佛学。就儒学而言，心性论发端于孟子，至宋明儒学而发扬光大，在近现代，随着西学思想的引入，心性论也在东西方思想的跨文化研究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本书所尝试的正是这样一种在跨文化的视域下的 心性现象学 研究。东方传统借 体知 这一概念与现象学家舍勒借 道德感受 （F hlen）所展开的问题相当契合。本书主要关心的就是现象学（尤其是舍勒的现象学）和儒家传统（尤其是孟子一系的心性传统）对于 体知 与 情感 问题的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思想传统对于伦理问题的思考。
儒家 功夫 论即儒家心性哲学的实践部分，是传统儒家有关身心修养的论述。儒家自先秦以来，致力于建构一种天人一贯的性命论，则 功夫 （工夫）则是其中的媒介性环节，所谓 内在超越性 即指此 内圣 的过程。本书借鉴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等提出的 内在超越 概念分析传统儒家 功夫 论的内涵。内在超越概念蕴含着以内在性通达超越本体的环节，而这一环节恰恰可以为儒家功夫模式的建构提供坐标和参照系。不过，历史上儒家很少对身心修养体系作出清晰而层次分明的界定，为此，本书勾稽文献，梳理辨析儒家内在超越性的三种功夫实现路径：：第一，由德性以通天道；第二，由如在以显心体；第三，由静观以见天心。在一定程度上梳理了儒家身心修养体系的类型和次第，总结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功夫模式。作者遍阅儒释道三家典籍，提炼相关概念，将儒学功夫论
本书围绕祖、帝，德、天，仁、礼，性、命四对范畴，运用唯物史观、范畴解析、结构主义等方法，从发生学的视角，对先秦儒家思想，尤其是其中天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本书对于发掘儒家思想根脉，梳理早期儒学特质，进而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生和开展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探源中华文明基因，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具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