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在现代政治和道德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其他理论， 如直觉主义， 没有提供能与之抗衡的正义观和道德观。《正义论》主张以一种更抽象的社会契约论来替代功利主义。其出发点是：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主题； 人们在达成其它协议之前，首先要就社会制度的原则达成协议。然而这种缔约不是一种实际的历史行为，而是在假定的原初状态中的选择的结果，它是互相冷淡的个人在无知之幕背后的选择。契约目标是选择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即正义原则。对所选择的原则的直接检验是看按它们安排的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人们的直觉判断；另一个检验是看它们是否符合人们的目的。由此产生了本书的三个部分：理论、制度、目的。

本书为马舍雷对斯宾诺莎哲学话语研究的力作，不仅就斯宾诺莎本人的哲学基本结构进行了明白、确切的解析，更为重要的是，探究了霍布斯、帕斯卡尔、孔狄亚克、黑格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阿多诺、福柯、德勒兹和奈格里等 节点 式大哲学家们同斯宾诺莎理论难题性的内在关系，堪称一部以斯宾诺莎为中心的思想史，对当代重启对斯宾诺莎哲学唯物主义的思考意义重大。

正如哲学家德特马?马林所说话的那样，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那些二十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作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初版为1945年，其后马上成为哲学类图书中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深远。在这部巨著中，波卡尔把笔墨集中于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但对于 开放社会 究竟是什么，却很少正面提及更没有加以系统说明。

《卿卿如晤》是一篇悼亡手记，这是路易斯在痛失爱妻之际，在那些 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午夜 里写下的文字。《路易斯著作系列：卿卿如晤（精装修订版）》自问世以来，即以其灵性而细腻的语言、真挚而强烈的情感吸引了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读者，成为治疗人们心灵伤痛的一剂 恩典良药 。

在尼采的所有著作中，《尼采注疏集：道德的谱系》（1887年）可能是难懂也非常具有创造性的。 《尼采注疏集：道德的谱系》的主旨并不在于探问道德的未来，而是探问道德的过去，道德的来源与历史，即那依然笼罩在黑暗之中，或者至少是向黑暗深处延伸的来源与历史。《尼采注疏集：道德的谱系》为道德制定了一个家谱，而其副标题 一篇论战檄文 则暗示着，尼采将在这里探讨一些颇具挑衅性的东西，读者很快就会知道，被我们今天视作高贵正派的那些价值却有着粗俗鄙陋的起源，而善与恶则有着非常可疑的祖先。

本书为齐泽克纪念黑格尔诞辰250周年而作，其取径方式颇为独特。正如书的标题《连线大脑里的黑格尔》所示，齐泽克以黑格尔的哲学之 眼 来反思连线大脑，对于人的精神过程直接与数码机器相联通这一设想展开哲学分析。他探究了连线大脑效果与正在崛起的奇点概念，并在连线大脑如何影响人的经验这一问题与人类个体的自由地位问题之间往复考察，直面了下述难题：如果机器可以解读、实施、传播我们的思想，那么人类精神、主体性以及 生而为人 的真正本质将面临何种挑战。最终，齐泽克使黑格尔的思想与我们当下正在展开而前景未明的世界建立了紧密的关联，展示出为何黑格尔比起其他一些理论家来说是更为有趣而深刻并且值得信赖，为何21世纪必将是属于黑格尔的世纪。

既然上帝存在，为什么人和动物还会遭遇痛苦？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人性哲学，当你经受痛苦时，你的人生哲学必将经受考验。C.S.路易斯用饱含同情的笔触和丰富的洞见解开了这个谜题。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充满了希望、智慧和对人性的真实认识。

李凯尔特（Henrich Rickert，1863 1936）的历史哲学，核心是对逻辑意义上的历史学方法论的思考，他试图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和历史科学方法的对比，阐明历史学本身的规定性特征。其思考的出发点是科学的分类，在他看来，就对象而言，有自然和文化的对立，就方法而言，有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的对立。 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能否适用于历史的文化科学？李凯尔特在一系列的论述中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继《认识的对象》（1892）一书之后，他陆续发表了 关于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理论 ，以及《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一书的前三章 对物体世界的概念认识 、 自然和精神 、 自然和历史 诸文，强调指出自然科学方法不适用于历史学。1899年，出版《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简明扼要地陈述了他在前述论著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思想。 在 历史的概念形

是什么使得权力或强力成为道德上对的 是2000多年来政治哲学不断追问的问题。 聚焦现代政治的讨论域，结合汉娜 阿伦特、约翰 西蒙斯、哈贝马斯及罗尔斯的观点，作者首先从概念分析的角度区分了正当性与证成性：正当性是一种 回溯性 的概念，它关注的是权力的来源和谱系，也就是从 发生的进路 去评价权力；而作为 前瞻性 概念的证成性，关注的是权力的效用和达成的目的，也即从 目的的进路 去评价权力，确立了道德评价国家的两条进路。 从政治正当性与证成性的区分出发，作者进一步在政治义务与政治责任之间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概念地图：国家正当性与公民的政治义务具有概念上的关联性，而国家证成性则与公民的政治责任相关联。 由此，通过对概念关系的梳理标定了正当性在当代政治哲学概念地图上的位置，利于廓清被语言迷雾遮蔽的现实，帮助

本书是法国著名哲学家 皮埃尔 马舍雷 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斯宾诺莎研究处女作。作者对斯宾诺莎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并以外科手术般的精细程度，质询了黑格尔对斯宾诺莎所作的误读。通过对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文本进行跨越性批判,凸显了斯宾诺莎哲学中的非目的论、非观念论的辩证法概念。相比黑格尔刻板的描述，马舍雷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具活力的斯宾诺莎，颠覆了流行的哲学史常识，这对于释放斯宾诺莎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份、揭示其当代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经由以阿尔都塞、马舍雷、巴利巴尔、奈格里、德勒兹等批判思想家的持续解读和阐释，斯宾诺莎哲学的革命性已成为当代思想中最引人入胜的理论问题之一。

在《虚无主义：哲学反思》中，罗森教授通过对比基础本体论和日常语言哲学，为古典哲学进行了辩护，反对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指控使虚无主义在西方得以生根发芽。可以看到，本书秉承了施特劳斯的观点，在哲学思想的网格中绘制出虚无主义的历史脉络，不断回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理性主义，这无疑也彰显了罗森教授持之以恒的研究重心，即考察哲学传统的根源，同时亦反思现代思想所面临的危机。

我们是生活在技术世界中的技术性存在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问题是，技术能否解决一切问题？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和埃鲁尔都曾提醒我们警惕技术性大众文化的兴起。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出现更是让我们产生怀疑：技术究竟是在为我们赋能，还是在奴役我们？技术会扭曲我们的目标、价值观和判断吗？技术进步是否等同于人类进步？ 技术始终事关人类如何生活的问题，虚无主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则无处不在，因此本书关注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性。作者诺伦 格尔茨没有参与 技术让我们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的无尽争论，而是考察了我们所想的 更好 和 更糟 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这种想法在我们创造技术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借助尼采的虚无主义哲学，本书探讨了人与技术的关系，试图揭示虚无主义与技术如何相互纠缠，从而创造一个充满技术催眠、数

本书写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作者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任教，这一时期是他对德国现代哲学进行深入反思的时期，海德格尔思想是他在此期间的重要思想背景、资源和反思的对象。在本书中，洛维特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尤其是将这些问题置入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之中，深刻地指出海德格尔在其存在论哲学中对主体哲学的拒斥既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又是这一危机自我克服的自发性表现。本书是洛维特哲学史写作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经典文献。

《城邦与人》是施特劳斯的代表作，堪称其诠释学范本。全书以提纲挈领的 导论 开宗明义，接下来三章分别论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柏拉图《理想国》、修昔底德《伯罗奔半岛人与雅典人的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施特劳斯将现代人的困境，作为自己专致于古典作品的动力。他认为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既是必要的，也是尝试性的或实验性的：虽然古典作品陈述并阐明的古典原则并不能直接适用于现代社会，但恰当理解古典作品所阐明的那些原则，对于恰当分析当今社会的独特性，并明智地将那些原则应用于我们的任务来说，或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起点。

《非此即彼》（上下卷）是克尔凯郭尔作为自由思想家的真正的起步之作，它具有典型的复调结构，拥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作者一反欧洲哲学从概念到概念、重注逻辑和推理的传统，摒弃了思辨哲学对于客观真理体系的追求，全书甚至没有真正的“作者”、没有终结论，他创造性地通过提供“审美的”（上卷）和“伦理的”（下卷）两种不同生活样态的代言人的方式，让他们各自出场对其各自的生活样态进行描绘和展现。

加塔利一生 游牧 在精神分析、哲学、政治、美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他不是一名弗洛伊德和拉康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学家，思考的不再是移情关系、俄狄浦斯情结等模式化问题，诊断的不再是个体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而是现代社会的 病症 。当结构主义者纷纷将主体性列入 罪恶 名单之时，加塔利则反其道而行之，从生产的角度重新思考了主体性问题，重新反思了启蒙以来的 解放实践 。 何谓主体性生产？什么是战争机器、欲望机器、抽象机器？怎样理解精神分裂分析？作为审美范式发生源的 混沌互渗 如何运作？在本书中，加塔利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以其独特的思考方式批判了以能指的霸权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摒弃了以科学范式为指向的精神分析，以机器反对结构，以横贯性理论超越移情理论，引导我们走向基于主体性生产的审美范式，开启以审美范式为指向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一句神秘莫测的话： 自然爱隐藏。 自此之后，这句箴言在西方文化中频频出现。阿多以头戴面纱的女神伊西斯这一寓意形象为线索，追溯了思想家们对赫拉克利特这句箴言的诸种解释。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两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一种是普罗米修斯态度或实验探索的态度，主张用技术揭开自然的面纱，揭示她的秘密；另一种是俄耳甫斯态度或沉思的、诗意的态度，认为像这样去掉地球的遮掩是一种严重的侵犯和罪过。而从18世纪末开始，伊西斯的面纱渐渐不再指自然的秘密，而是指存在的神秘，这一传统一直持续至今。

本雅明的莫斯科之行可谓一次苦旅。他对阿丝雅?拉西斯的情是苦涩的，爱到深处，男儿柔肠，丈夫落泪；处境是艰难的，天寒地冻，语言不通，囊中羞涩。然而，一个热爱着怒放于冰天雪地里的圣诞玫瑰的人，内心必定生动而丰盈，情致满满。随着一双敏锐的眼和一颗敏感的心，我们在遥远的莫斯科走街 串巷，在剧场与影院逗留，在教堂与博物馆驻足，在闹市与乡野徜徉，在店铺与货摊流连。尽管本雅明此次行程短暂，交往有限，但他对当时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态、经济形势、民众生活等诸方面的观察可谓深刻而敏锐，这段遥远的莫斯科记忆，因为这份苦情、细腻与忧郁，格外值得珍视。本书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郑霞女士根据德文版译出。

《从文本到行动》汇集了利科在20世纪70 80年代发表的重要系列论文，这些文本代表了利科研究诠释学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现象学到诠释学，从文本诠释到行动诠释。在本书中，利科逐渐摆脱了要在其他学科面前捍卫诠释学的焦虑，他从胡塞尔现象学与诠释学的关系以及诠释学自身的历史看到了自己研究的独特角度和价值：立足于文本理论建构一种超越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甚至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并且将之应用于解释人的行动、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建立新的政治和伦理。

《文艺评论的实验（重译本）》系路易斯晚年之作，集其文学思想之大成。人们通常认为，阅读趣味取决于所读书籍之高下；C. S. Lewis则说，关键不在于你读什么，而在于你如何读。趣之高下，在于阅读方式之好坏，而不在于书籍之好坏。 这个实验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借文学阅读，谈一个基本伦理准则，至少是一种基本的阅读伦理。这一伦理，借文言表述，即 度人以善 。善度人者度人以善，不善度人者度人以恶。阅读，首先给书以礼遇，预设它是一本好书。假如它当得起此等礼遇，就是好书；当不起，就是坏书。 恰如处世之道，足以观一人之心；阅读之道，亦足现一人之趣。路易斯此书虽则谈文学阅读，却不止于文学阅读也。

本书是作者关于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及左翼激进哲学文本研究的多卷本论著《文本的深度耕犁》的第三卷，其内容主要是对西方激进哲学思潮中经典文献的文本学研究。在本卷中，作者以构境论的文本解读方式分别批判性地解读了晚期福柯的 生命政治哲学 、朗西埃《歧义》、阿甘本的《奥斯维辛的剩余》、斯洛特戴克的《资本的内部空间》、维利里奥的《解放的速度》、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以及奈格里、哈特的《帝国》等重要论著。

作为巴迪欧的 存在与事件 系列的第二本，本书讨论了我们如何在世界之中，从此在出发来思考存在表象的逻辑学。其前作《存在与事件》主要谈论的是存在的本体论，即关于存在之所为存在的原理，而本书主要谈论的是让存在的本体论在世界上具现化。我们作为有限的存在者，在具体的世界中的存在，实际上是在一个有限的超验框架下来思考不同存在物的表象。事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撕破了这有限的超验框架，让无法实存和表象的存在物得以在新的世界中表象出来。

《重返风景》以十五世纪以来在西方一直是重要艺术表现的风景创作为题，探讨从古至今，从风景绘画到地景创作、现地制作等不同表现形式。从把风景简单视为一块有人活动的地方，到视其为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表征，到我们的身体经验与背后隐含的空间政治，显现有关 风景 的概念既丰富又多远，含义也随着时空不断易变。它见证着我们如何观看、如何思考这个世界，也表达我们和世界、和他人，甚至和我们自己的关系。

《造物的文法》对西方思想、文学、宗教和历史中的创造观念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探索。作者斯坦纳反思了我们谈论初始的不同方式和弥漫于千禧年末人类精神中的 疲劳 ，以及我们在讨论西方艺术和文化终结时那持续变化的语法。以其众所周知的优雅风格和广博深邃的知识，斯坦纳深入探讨了人类精神的驱动力和我们对西方文明不断延长的午后阴影的感知。 通过漫谈希伯来圣经、科学和数学史、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保罗 策兰的诗歌等不同主题，斯坦纳考察了人们在20世纪是如何对未来时态(希望之存在)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产生怀疑的。斯坦纳认为，技术和科学可能已经取代了艺术和文学，成了人类文化的驱动力。然而，他也告诫我们，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以重大损失为代价的。仅靠技术和科学的力量，无法阐明有关价值、信仰和意义等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