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黄宗智教授的 看家领域 中国的小农经济研究。从明清以来小农经济 有增长而无发展 的 内卷化 困境，到改革以来 隐性的农业革命 ，黄宗智教授致力于探寻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部抗鼎之作的后续思考，《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以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为主轴，以中国新型的农业革命为基点，立足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与实际，探寻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出路和符合中国农业实际的长远发展道路。 卷二 ，黄宗智教授关于法律史研究的*成果。中国新型的正义体系乃是一个结合三大传统的产物：一是古代的 中华法系 ，尤其是其主导性道德价值和民间的纠纷解决机制；二是调解机制在革命传统中的大规模推广，包括由国家法律和民间正义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
全国来看，2015-202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实力明显跃升、社会民生福祉持续增进、资源环境状况总体提升、消耗排放控制成效突出、治理保护效果逐步显现。202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保持较强发展动力，但中国在资源环境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治理水平。从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来看，位居前10位的分别是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天津市、重庆市、福建省、海南省、江苏省和湖北省。中国110座大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情况综合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杭州、珠海、无锡、青岛、南京、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苏州。杭州市可持续发展综合排名连续三年位居首位。 报告认为，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要切实落实双碳目标，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建设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加快
本书收录了作者讨论商品经济、市场理性和社会公正的二十篇论文。他在自序中称，这二十篇文章大致反映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学术与心路里程。他坦言，这个旅程是从八十年代的问题研究到九十年代的主义议论的过程。这二十篇文章构成了秦晖自己所云“问题—主义—问题认识”循环中的一环，而贯穿其中的是对自由的价值关怀。秦晖先生将这二十篇文章置于三个标题之下，即“古典商品经济与古代社会”、“市场理性如何实现”和“市场、改革与公正”。部分的七篇文章是研究问题的成果，讨论的主要对象是汉代的商品经济。表面上看来，它们与自由无关，实则在严谨的学术叙述之下，秦晖先生在字里行间隐藏着他的关怀。第二和第三部分的文章是所谓的“主义”部分，直接围绕着自由和公正展开。除自序中的扼要心路介绍之外，作者
作者所着眼的角色概念是联结社会与个人、用来分析其相互关联结构的中心概念。而作者用角色概念将这一特质巧妙地引出，在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年轻人”与“社会”之间，设置了“青年”这一角色类别作为中间项．据此设定了由这三项组成相互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论框架，并以此作为分析模型。根据这个分析模型，作者可以分析角色的结构化过程。…… 对于作者的这样一些性的着眼点，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相信作者的这项研究成果将对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以及历史学研究贡献良多，就像它给日本的青年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研究做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那样。
这是一部关于“生活”的书。它将中国20世纪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画卷铺展在人们面前。那些身边周而复始的生活琐事，看似细碎、平凡，却原来饱含着那么久远的源流，那么丰富的内容，那么精彩的故事。服饰、饮食、民居、交通、婚俗、两性、养老、丧祭、节庆、娱乐、社保……，作者将百年来的世态风情、沧海桑田浓缩在这尺寸之间。一饮一食的传承，无不浸透着中华古国的悠远传统；一衣一帽的变化，无不展示着神州大地的现代化进程。
知识分子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自有文字历史以来，任何国家的社会发展，都不可没有知识分子的重要促进作用。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突出成果，在党中央“科教不国”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必将大大发挥。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在当前和未来的国家与社会发展中，其所能发挥的作用究竟如何？在发挥作用方面，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存在一定的主观和客观局限性？历史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现实的形势条件需要研究、回应。对这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研讨，做出比较确切的评估，不但是现实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反馈模式的延续与变迁：一项对当代家庭代际支持失衡的再研究》旨在通过对代际支持失衡问题的研究，探讨在成年子女与父母依然保持紧密关系的“传统外表”之下，代际支持的文化逻辑和行为逻辑与传统反馈模式相比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全书共六章节，内容包括导论、研究设计、代际支持观念的现状、代际支持行为的现状和逻辑、文化价值观对代际支持的影响等。
本书所关注的主题，并不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要往何处去”，而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是由何处来” 。本书探讨了清朝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民族政策，并论述了其和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渊源。本书的发现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现共产国际所强加给国共两党的“民族自决”政策与列宁本人的论述大相径庭，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与差异；二是发现孙中山先生的“国族主义”受到“政治化”的“美国模式”和“文化化”的“华夷模式”的双重影响；三是发现蒋介石集团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所炮制的“国族-宗族”论不仅没有继承反而是伪篡、歪曲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从理论上阐明 “分治”与“同化”蒋介石集团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体两面”；四是澄清了蒋介石依据“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炮制“国族-宗族论”的传言和误会，同时发现孙中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