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明儒王阳明的语录及论学书信集，为心学基础典籍。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
《印光法师文钞》是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的书信、论、记、疏跋、法语以及杂著等文字的汇编。自1912年印光法师于普陀山法雨寺藏经楼潜修，高鹤年居士将其四篇文稿刊登于《佛学丛报》后，龙天推出，应世弘法。先有徐蔚如等民国大居士，后又有德森法师、罗鸿涛等，欲报印光法师法乳之恩，故集成增广、续编、三编，计文钞十卷，共一百余万字，是近代以来流通量*、流通面*广的佛教著作之一。 大师之《文钞》是末法时期众生黑暗中的明灯，苦海中的舟航，往生成佛的路标。今人学佛，如不依《文钞》之教诲，实无入手之处，成就之时。故当今佛门大德，皆普劝学佛之人，当读《印光法师文钞》，并依之修行。 本书共分四册，收录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四卷、《印光法师文钞续编》二卷、《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四卷以及《印光法师文钞三编补》一卷，以现
《鲁班经》是我国古代流传于民间的一部著名的建筑营造类典籍，其对于我国南方的古代建筑，特别是民间的建筑营造具有长期深远地影响。全书目录计为六卷，目前可见仅为三卷。其成书现已不可考，至晚成书于元代的《鲁般营造正式》应为其前身之一，由于现存善本俱为明清年代刊印，且多为民间私刻，流布虽广但讹误颇多，不利研读。诸多后期版本在流传中被掺夹进各地民间艺工的口口相传的内容，辨析其末，追溯其本，殊为重要。本书校注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鲁班经》文本，基本涵盖了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的《鲁班经》版本，将之汇集为一册，并加以整理，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喜欢它、珍惜它、研究它并传播它。非常适合建筑师、建筑史学者、建筑专业师生、古建爱好者、艺术设计专业师生及其从业人员、建筑工程管理者阅读，亦适于文
本书为《颜氏家训》《温公家范》《袁氏世范》《了凡四训》《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曾国藩家训》八部经典之合订本。繁体竖排，字大行疏，宣纸印刷，仿古线装。
大金集礼點校 凡例 一、 此次點校以怡府舊藏本《大金集禮》爲底本，其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號：八一〇六），并影印入《中華再造善本》續編。 二、 所用校本及簡稱如下： （一）曹本：曹寅舊藏本，題名《金集禮》，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號：一九四八一）。 （二）文淵閣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廣雅本：光緒二十一年廣雅書局刻本。 以上三本全部通校。 三、 《金史》及張金吾《金文*》均大量引用《大金集禮》之文，故對於相關部分亦加通校。 四、 底本訛、脱、衍、倒及錯簡之處，有確切根據者予以改、補、删、乙，并出校勘記説明；無確切根據者不改原文，而在校勘記中提出點校者的觀點。 五、 底本不誤，他本有誤者，一律不出校；底本較費解而他本文義優長者，擇要出校。 六、 原書中避金朝諱的
国学百部系列（总定价2688） 我社推出的这套《国学经典》丛书，目前已有百部，所选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例上以原文、注释、白话解读的形式对经典著作进行明 白晓畅的注解，引领读者跨越文言文的隔阂，真正亲近经典、领悟传统温暖的巨大魅力，在愉快的阅读之旅中获得通透畅达的人生智慧，对于 做人做事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套书采用国际流行的16开本，版式疏朗大方，装帧印刷精美，便于携带和阅读。此套丛书共分为三辑，* 辑1048元，第二辑1100元，第三辑540元
《事类提要（宣纸线装 一函四册）》为套装，共4册。 《事类提要（宣纸线装 一函四册）》全宣纸制作、线装，字迹清晰，便于学习、研究使用、珍藏。
这套《白话佛学文化小经典》遴选的都是影响较大的经典，可以说是了解和认识佛教的基础入门读本。具体包括《心经、金刚经》《地藏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普贤行愿品（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其中，《心经、金刚经》是人人熟知的、zui具代表的经典；《地藏经》是佛教经典中的 孝经 ；而《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普贤行愿品（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合称 净土五经 ，是净土宗的根本经典。
《山右丛书 初编》是1934年由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的一部汇集晋人学术著作的大型古籍丛书。山西大学、山西社科院等学术机构集中各方力量对其进行点校，并专门成立山右历史文化学院这一机构来统筹安排，耗时近5年。原书为套装，合计12册，为方便读者阅读，特推出单行本。
经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和根基，作为其知识载体和表现形式 经学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以经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经学文献学，与经学研究同步，贯穿着经学史的始终，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持久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经学文献学研究 ，就是针对经学文献学所进行的专题研究。依托这一项目而召开的 经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推动了经学文献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加强了与海内外同道的交流合作。作为会议的学术成果，编辑而成 经学文献学研究 一书。 本书汇集国内外学者关于 经学文献学研究 方向论文凡46篇，内容依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 有针对具体古籍的诠释研究，如王志平《 周易?中孚 卦解》；有整理校勘古代经典的经验总结，如杜泽逊《 周易注疏汇校 札记》、顾永新《
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有极大影响。对于传承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都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儒家的经典著作，深受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 《四书》 《五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历代*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国学走入世界已属必然， 沟通中西文化*人 利玛窦之后，研究中国国学的汉学家越来越多。
王引之《经义述闻》，三十二卷。是书初刊于嘉庆二年《公元一七九七年》，乃其未完本；道光七年（公元一八二七年）重刻于京师。即今通行之足本。学海堂本仅二十八卷，系据道光本略去《久岁考》及《通说》而成。今选用道光七年本影印，附以条目索引，以便检阅。 引之自序人云：“下既久由大人之说触类推之……不揆愚陋。辄取一隅之见附于卷中。”今以嘉庆本典足入相较，则足本所录念孙之说大体在马，而引之之说则所缺尚多．是引之先录庭训，人以已说陆续增益之，则其名书曰“述闻言以己见附之，非语虚矣。今察全书，父子之说约各居斗，然则难题为引之撰，直视为父子合壁璧著亦可。 是书内容，亦即引之自序所云“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约而言之，校正古书古训、通其假借二端耳。然其间人有略异者：《尔雅述
《明经世文编》，原名《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卷，补遗四卷，明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选辑，定稿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刻印成书已接近明亡时期。全书采集明代各家文集中有关议论军事、时政、边防、礼仪、赋役、刑法、农事、海运、水利、财政、科举等方面的奏疏和文章而成，对研究明史有重要价值。清朝列为禁书，乾隆时曾多次禁毁，故成为稀有的珍本，中华书局1962年曾据云间平露堂等刊本影印。原书以人为纲，按年代先后编排。书前冠有方岳贡等八篇序言、鉴定名公姓氏、凡例、姓氏爵里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增补了“明经世文编分类目录”和“明经世文编作者姓名索引”，甚便检索。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纂修的一部丛书，收书三千四百余种。为了纂修四库全书，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称为 四库全书馆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馆臣每校定一部书，即写一篇提要， 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细考证，铨疏厓略 ，并 列作者之爵里 ， 考本书之得失 ，以及辨订 文字增删，篇帙分合 。这些提要汇集起来，加上存目提要，按照经、史、子、集四部类次，由纪昀加以整齐划一，进呈乾隆皇帝御览后，就成为《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学人或称之为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总目 四库提要 。 《四库全书总目》凡二百卷，于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成书后，经过几次增改，在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至五十九年（一七九四）间刻成颁行。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浙江的地方官府又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学”，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十三经注疏》是中国古代经典中影响*而又难度极大的古籍，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参与本书整理和审订工作的专家学者及编校人员达数十人。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善化人。光绪八年中式举人，后绝意仕进，以讲学、著述终老。皮氏精治《尚书》，考证经文，彰显奥义，于“伏学”尤具畅微抉隐之功；兼攻“郑学”，深究古礼，疏通两汉今古两家经注传笺，一以扶翼西京微言大义之学；晚年融贯群经，创发大义，出入汉、宋、今、古之间，以其治学主张和成就，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之一。皮氏又力主“通经致用”，通达古今之变以救济时艰，见证、参与晚清湖南新政的历史进程。他既是清代今文经学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也是晚清变法和湖南改革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皮锡瑞的著述，计有已刊诗文五种十六卷、经学论著二十四种一百零二卷、蒙学教材一种二卷、未刊手稿及后人所辑皮氏遗稿九种，另有若干诗词、书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