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迁译注的《尚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宝库。《尧典》中记载的观象授时、四仲中星等可以说是世界最早期的天文学记载，其真实性得到现代天文学家的广泛肯定。《禹贡》一篇，乃鸿篇巨制，对我国的区域地理根据物产、土壤等作了详细划分，引起后世自然科学家的广泛探讨。《吕刑》篇主张不滥用刑罚、注意德教的“祥刑”思想深深启发影响着后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洛诰》等篇记载周初营建洛邑之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洪范》一篇“统治大法”，详列“九畴”，备言天道人事，对后世君主影响深远。因为《尚书》每篇并非成于一时，其中文句有着语法、词汇、方言的差异，又是现代语言学家们研究上古汉语演变的重要资料。如此等等，都说明《尚书》是具有着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代文献。
唐文治著陈文嘉点校的《尚书大义(国学初阶)》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时距民国元年蔡元培宣布废除学堂读经科已十六年。本为唐文治自编教材，盖欲为读经教育提供一浅显之善本。本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为概说，外篇多系考辩之文，于《尚书》学 聚讼纷纭之诸大问题汇而辨焉，如《尚书释名》、《尚书今古文真伪及篇次目录考》、《伪泰誓考》诸文，计十二篇。作者于此诸文，遇有疑处，时有所自发，不囿汉宋门户，亦不专宗一说，故时有持平之论。
唐文治著陈文嘉点校的《尚书大义(国学初阶)》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时距民国元年蔡元培宣布废除学堂读经科已十六年。本为唐文治自编教材，盖欲为读经教育提供一浅显之善本。本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为概说，外篇多系考辩之文，于《尚书》学 聚讼纷纭之诸大问题汇而辨焉，如《尚书释名》、《尚书今古文真伪及篇次目录考》、《伪泰誓考》诸文，计十二篇。作者于此诸文，遇有疑处，时有所自发，不囿汉宋门户，亦不专宗一说，故时有持平之论。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
十三经是儒孥的基本典籍，是中华傅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逮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封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难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级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
此书为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文字洗练，对《四书》训诂文字，疏通文理，注重义理阐发，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儒学精义，堪称解读《四书》的经典之作。此次整理以清嘉庆十六年吴县吴氏父子校刻本为底本，用清康熙内府仿刻的宋淳祐二年大字本校勘。 此次推出的精装典藏本，开本大小由140毫米*203毫米，调整为150毫米*220毫米，各级字号随之有所加大，每面四周留白也增加不少，从而在方便读者研读的同时，也便于做随文笔记。
《尚书治要》，是群书治要五十卷里面第二卷。《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这个“治”是政治，是治国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荟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长期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早的史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