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以阐述《春秋》的义理为主,兼研讨《春秋》的文理和史实,是 春秋三传 中较早得到承认的一部经传。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每章冠以题解,注释精当,译文通顺易懂。
本《春秋左传》文本足全,为全译全注本,包含《春秋》和《左传》的全本。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等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之作,是不朽的元典之作。它以叙事解《春秋》,记录了约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大批历史人物群像,在经学、史学及文学等方面,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春秋》之所以引发了如此之多的争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上具有“元曲”的性质,它即是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的产物,又是中华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石。因此,这种“巡视”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春秋》经传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显然,围绕着《春秋》的种种争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它始终与文化政策、政治选择紧紧相关联。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古代先贤们注重持之有据,因此《春秋》的研究往往具有浓郁的文献考证特征。尽管这种文献考证的背后蕴含着思想的睿智,但还是足以令一般读者望而止步。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春秋》的研究史与其他问题的研究史一样,是中华文化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蕴含并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古代的学术
这部《春秋史》,原稿本是顾颉刚师在北平燕京、北京两大学所用的讲义,当时虽由我着笔,然宗旨完全是秉承顾师的(所以书中议论有与本人不合处)。事变之后,我带着这部讲义避到安庆,又由安庆带到上海,虽在十分为难的时候,也不曾离开它。去年夏间,接着顾师从成都来的信,命我替齐鲁大学撰写《春秋史》,我当时回信说:《春秋史讲义》的体裁尚好,当年写的时候也曾用过一番力,如把它就此废弃,未免可惜;不如就讲义修改、另撰考证,这样可兼收普及和专门之效。顾师复信同意这一点,不过他说:这书本是你所写,现在我们分处遥远的两地,无从仔细商讨,就用你一人名义出版罢!我即遵命于去冬开始着手修撰,因人事的牵缠,直到今年六月才得勉强竣事;凡原稿缺略处,已大致补充;错误处,也已大致修正;体例次序等也略有变更。虽不能说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春秋公羊释例后录》收入《清代春秋学汇刊》,为清代著名经学家刘逢禄(1776-1829)在《春秋》学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包括《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归纳并阐发了汉代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之义例,为清代公羊学的经典力作;又《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六卷,收入刘氏其他七篇《春秋》学重要著作;书末另附民国杨钟羲撰写的《续修四库》相关提要六篇。此次标点整理,以我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之清嘉庆本为底本,校以学海堂本、上海书局本。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 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衡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刻本称美善,而此次为便于非文献专业
本套书包括:《吴越春秋全译》、《吕氏春秋全译 上》、《吕氏春秋全译 下》、《幼学故事琼林全译》、《晏子春秋全译》这五本书。 《吴越春秋》是东汉时期著作,为稗官杂记体之別史。东汉赵晔所撰,共十卷。叙述春秋时期吴、越二国之间的战事,但不拘泥于历史的故事,在故事铺叙和人物的描写上,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还融入了相关的民间传说。文辞丰蔚富饶,颇似小说家言。 该书既是一部世所公认的历史典籍,又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在我国的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一部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不可不读的要籍。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晏子春秋译注》由卢守助撰,希望让刚拿起这部《晏子春秋》的读者,能约略领会那个诸子盛行的时代,各种思想观念的自由交往、相互磋切而又不致相互戕伤的情况; 孔子 也好, 墨子 也好, 晏子 也好,都能以其本来面目,裸然相见,互为 非议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诸子们只会在各自的特定位置上作出真实的不由自主的反应来。这一点,恰恰是向现代读者推出这样一本读物的理由。再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子书译注,而只是一般的简注直译,让读者足以拿来了解、走近那个孕育这部子书的背景和在这部子书中出现过的人物,从而得到阅读本书所能带来的快乐。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录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晏婴言行的著作。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谏上、谏下主要记叙晏婴劝谏齐君的言行,问上、问下主要记叙君臣之间、卿士之间以及外交活动中的问答,杂上、杂下主要记叙晏婴其他各种各样的事件。外篇两篇内容较为驳杂,与内篇六篇相通而又相别。各篇之间的内容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有联系,个别的还有互相矛盾之处。《晏子春秋》的成书和其他先秦古籍一样,并非成于一人一时,而是有一个编缀、整理和形成定本的过程。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宋 佚著研究》系统梳析唐宋《春秋》著述情况,主要探讨中晚唐李瑾、陈岳,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瑷、石介,庆历学者李尧俞、孙觉,伊洛学派程颐、刘绚、杨时,程门后学胡安国、王葆、程迥,以及浙东学人项安世、薛季宣、吕祖谦诸家之《春秋》佚著佚说。研究皆从问题人手,通过辑佚考辨,获得大量新材料,并据此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和综合考论。或可为观察唐宋《春秋》学提供一个新视角,有助于尽量全面认识唐宋《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实相。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 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衡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刻本称美善,而此次为便于非文献专业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之一,是对《春秋》这部孔子编修的记载鲁国隐公至哀公时期(即公元前770至前481年近三百年间)历史的著作加以解说之书。由于文意隐晦难懂,《公羊传》自汉代以来一向遭受冷落,少有问津者,《公羊》学几成绝学,今天的读者对《公羊传》更是十分生疏。刘尚慈的这部《春秋公羊传译注》,对《公羊传》作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整理,作了审慎精到的标点、今译、注释,有助读者阅读《公羊传》,了解《公羊传》,对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也有重要意义。
《春秋谷梁传译注》是春秋三传书中成书晚的一部书。其学说大抵出于鲁儒,注重传扬经义,处处谨守《春秋》笔法,阐明义例。但在记载史料方面,不及《左传》详尽,且间有不明史实而以臆断来自抒己见的地方。
《春秋繁露校释》十七卷,汉董仲舒撰,《春秋繁露校释》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进行汇校。校订后,正文用校正本,分段标点,使读者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