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以阐述《春秋》的义理为主，兼研讨《春秋》的文理和史实，是 春秋三传 中较早得到承认的一部经传。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每章冠以题解，注释精当，译文通顺易懂。
本《春秋左传》文本足全，为全译全注本，包含《春秋》和《左传》的全本。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等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之作，是不朽的元典之作。它以叙事解《春秋》，记录了约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大批历史人物群像，在经学、史学及文学等方面，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春秋》之所以引发了如此之多的争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上具有“元曲”的性质，它即是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的产物，又是中华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石。因此，这种“巡视”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春秋》经传的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显然，围绕着《春秋》的种种争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它始终与文化政策、政治选择紧紧相关联。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古代先贤们注重持之有据，因此《春秋》的研究往往具有浓郁的文献考证特征。尽管这种文献考证的背后蕴含着思想的睿智，但还是足以令一般读者望而止步。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春秋》的研究史与其他问题的研究史一样，是中华文化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蕴含并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由于中国古代的学术
这部《春秋史》，原稿本是顾颉刚师在北平燕京、北京两大学所用的讲义，当时虽由我着笔，然宗旨完全是秉承顾师的（所以书中议论有与本人不合处）。事变之后，我带着这部讲义避到安庆，又由安庆带到上海，虽在十分为难的时候，也不曾离开它。去年夏间，接着顾师从成都来的信，命我替齐鲁大学撰写《春秋史》，我当时回信说：《春秋史讲义》的体裁尚好，当年写的时候也曾用过一番力，如把它就此废弃，未免可惜；不如就讲义修改、另撰考证，这样可兼收普及和专门之效。顾师复信同意这一点，不过他说：这书本是你所写，现在我们分处遥远的两地，无从仔细商讨，就用你一人名义出版罢！我即遵命于去冬开始着手修撰，因人事的牵缠，直到今年六月才得勉强竣事；凡原稿缺略处，已大致补充；错误处，也已大致修正；体例次序等也略有变更。虽不能说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春秋公羊释例后录》收入《清代春秋学汇刊》，为清代著名经学家刘逢禄（1776-1829）在《春秋》学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包括《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十卷，归纳并阐发了汉代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之义例，为清代公羊学的经典力作；又《春秋公羊释例后录》六卷，收入刘氏其他七篇《春秋》学重要著作；书末另附民国杨钟羲撰写的《续修四库》相关提要六篇。此次标点整理，以我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之清嘉庆本为底本，校以学海堂本、上海书局本。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 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衡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刻本称美善，而此次为便于非文献专业
本套书包括：《吴越春秋全译》、《吕氏春秋全译 上》、《吕氏春秋全译 下》、《幼学故事琼林全译》、《晏子春秋全译》这五本书。 《吴越春秋》是东汉时期著作，为稗官杂记体之別史。东汉赵晔所撰，共十卷。叙述春秋时期吴、越二国之间的战事，但不拘泥于历史的故事，在故事铺叙和人物的描写上，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还融入了相关的民间传说。文辞丰蔚富饶，颇似小说家言。 该书既是一部世所公认的历史典籍，又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在我国的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一部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不可不读的要籍。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晏子春秋译注》由卢守助撰，希望让刚拿起这部《晏子春秋》的读者，能约略领会那个诸子盛行的时代，各种思想观念的自由交往、相互磋切而又不致相互戕伤的情况； 孔子 也好， 墨子 也好， 晏子 也好，都能以其本来面目，裸然相见，互为 非议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诸子们只会在各自的特定位置上作出真实的不由自主的反应来。这一点，恰恰是向现代读者推出这样一本读物的理由。再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子书译注，而只是一般的简注直译，让读者足以拿来了解、走近那个孕育这部子书的背景和在这部子书中出现过的人物，从而得到阅读本书所能带来的快乐。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录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晏婴言行的著作。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谏上、谏下主要记叙晏婴劝谏齐君的言行，问上、问下主要记叙君臣之间、卿士之间以及外交活动中的问答，杂上、杂下主要记叙晏婴其他各种各样的事件。外篇两篇内容较为驳杂，与内篇六篇相通而又相别。各篇之间的内容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有联系，个别的还有互相矛盾之处。《晏子春秋》的成书和其他先秦古籍一样，并非成于一人一时，而是有一个编缀、整理和形成定本的过程。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宋 佚著研究》系统梳析唐宋《春秋》著述情况，主要探讨中晚唐李瑾、陈岳，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瑷、石介，庆历学者李尧俞、孙觉，伊洛学派程颐、刘绚、杨时，程门后学胡安国、王葆、程迥，以及浙东学人项安世、薛季宣、吕祖谦诸家之《春秋》佚著佚说。研究皆从问题人手，通过辑佚考辨，获得大量新材料，并据此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和综合考论。或可为观察唐宋《春秋》学提供一个新视角，有助于尽量全面认识唐宋《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实相。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 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衡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刻本称美善，而此次为便于非文献专业
《公羊传》是“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之一，是对《春秋》这部孔子编修的记载鲁国隐公至哀公时期（即公元前770至前481年近三百年间）历史的著作加以解说之书。由于文意隐晦难懂，《公羊传》自汉代以来一向遭受冷落，少有问津者，《公羊》学几成绝学，今天的读者对《公羊传》更是十分生疏。刘尚慈的这部《春秋公羊传译注》，对《公羊传》作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整理，作了审慎精到的标点、今译、注释，有助读者阅读《公羊传》，了解《公羊传》，对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也有重要意义。
《春秋谷梁传译注》是春秋三传书中成书晚的一部书。其学说大抵出于鲁儒，注重传扬经义，处处谨守《春秋》笔法，阐明义例。但在记载史料方面，不及《左传》详尽，且间有不明史实而以臆断来自抒己见的地方。
《春秋繁露校释》十七卷，汉董仲舒撰，《春秋繁露校释》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进行汇校。校订后，正文用校正本，分段标点，使读者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读本。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