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一部著名的经史类著作。主要内容为全祖望回答弟子所问之记录。其中《易》《尚书》《诗》《三传》《三礼》《论语》各一卷，《大学》《中庸》《孟子》共一卷，《诸史》三卷。是书涉及内容范围甚广，有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之评价，有对史书内容之论述等。
国语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古籍，所记内容以春秋史事为主，不少记叙与左傅相表裹，汉书苏文志将其与左傅亚列入“春秋家”，故自汉人以下，或径称之为“春秋外傅”，而称左傅为“春秋内傅”。唐刘知几作史通，始别左傅与语为两种不同的体裁，而以国语作为“六家”亦即诸种史学著述中的一家，即今所称“国别史”之首。清四库全书总目于史部下无“国别”一项，而将其列入“杂史类”。无论何说，国语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部基本的史学著作，是没有异义的。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国语实际并是一部史，它的目的并不在于纪事；以国分类，亦不是它的主要特色。国语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语”，“语”的本义是议论。说文云：“语，论也。”其解“言”字曰：“直言曰言，论难日语。”是国语本为一部议论总集。
《山右丛书 初编》是1934年由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的一部汇集晋人学术著作的大型古籍丛书。山西大学、山西社科院等学术机构集中各方力量对其进行点校，并专门成立山右历史文化学院这一机构来统筹安排，耗时近5年。原书为套装，合计12册，为方便读者阅读，特推出单行本。 《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外二种）：本书原为《山右丛书？初编》的第三册，由《尚书考辨》《顾斋遗集》《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等三部分组成，是清代山西学者的个人文集汇总，有对旧经学术的研究，也有个人诗文。
1998年中华书局曾将《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整体推出，近几年新出13种，包括《唐宋史料笔记丛刊》39种，《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0种，《清代史料笔记丛刊》39种，凡98种整体。中华书局还将继续整理其它有价值的笔记，陆续出版。笔记形式活泼，内容广泛，并且大都是亲见亲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多年来颇受读者欢迎。 这本《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一部自敍年谱，作者张集馨生前并没有为它取名，《张集馨自订年谱》《椒云年谱》都是后来的研究者、传钞者所为的。编者依据这部年谱的特点，名之为《道咸宦海见闻录》。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杂记体著作。内容宏富，贯通古今。有条目一千余条，其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本书是作者花费毕生精力而精心结撰之作，自视为名山事业。本书对后世影响巨大，尤其是它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态度，对清代学风起到了导乎先路的作用。 《日知录之馀》：顾炎武去世后，所撰《日知录》三十二卷即由弟子潘耒整理刊刻于闽。而《日知录之馀》四卷，溢出于《日知录》之外，流传甚稀，学界罕见。当是潘耒整理顾炎武遗稿，刊刻日知录后，没有收录的残存稿件，有好事者不忍心其泯灭，遂收拾遗存，编成四卷，行之于世。内容涉及书法、历代禁止之事、徙民、国史律令等方面，虽大多抄录史传各书编辑而成，然广博该洽，识见高妙，体现了顾炎武
記載明萬曆至崇禎時期北方地區史實的史書。清初無錫計六奇（1622～）撰。六奇字用賓，號天節子，別號九峰居士，江蘇無錫人。全書共二十四卷，起自萬曆二十三年（1595）清太祖努爾哈赤興起東北，止於崇禎十七年（1644）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分年記事，于崇禎一朝尤詳，李自成入京後史事，幾乎按日排比。每年之中，又以紀事本末體逐事標立名目，內容大多涉及晚明農民戰爭、階級矛盾、民族關係等，取材廣泛，記事有序。因成書于康熙初年，上距明亡為時不久，史事大多無誤，但也有傳聞、迷信不實之處，由於清初文禁，是書列入禁毀之列，未能付梓。嘉慶、道光年間有北京琉璃廠半松居士木活字本刊行，但已經芟改，非計六奇原本。以後又有圖書集成局石印本、商務印書館鉛印本等行世，內容與半松居士本雷同。後在杭州、常熟發現清初抄本，較通行
这是一本为渴望了解中国历史、开拓眼界的读者所准备的普及读物。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是一幅全景式的宏大画卷，从远古文明的诞生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丰功伟绩，朝代的更迭演绎了绵长的时代史，镌刻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本书立足于人球历史观的开阔视野，述说了从“生命的诞生”到二十一世纪间的盛衰变幻，涵盖了两千多个世界历史常识，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引领你走进世界历史的天空。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五史的部。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史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初没有书名，或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演变成“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本书共十三卷，是明代学者、诗人、戏曲作家梅鼎祚辑纂的一部奇书。本书广辑自汉魏经隋、唐、宋至元、明间数百名妓女事迹，并以满腔热忱表示同情与敬意，认为她们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有关作品，除少量为梅氏自撰，多录自前人记载，散落在诸多古籍中的佳作，被《青泥莲花记》发掘问世，汇于一编。梅鼎祚通过描写那些妓女的遭遇和人品，对明代中、后期，甚至整个封建社会进行揭露与抨击。本书以明万历三十年壬寅刻本为底本，以清宣统石印本为参校本，并据各篇出处，尽量核对原书。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套装上下册）》撰者李心传（公元二六七 一二四四年）是南宋著名史学家。宋史有传，惜多疏误。近人台湾大学王德毅教授着有李秀岩先生年谱和李心传著述考见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末》，上海大学来可泓教授着有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一书（巴蜀书社一九九○年版），杭州大学梁太济教授所撰两朝纲目备要史源浅探一文（载文史第三十二辑），对李心传其人其书皆有新的创获，可供参考。 李心传的主要史学著作，除《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套装上下册）》外，尚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别名高宗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旧闻证误两书。要录二百卷，记载宋高宗一朝三十六年间史事，其书的材料来源，是以高宗朝的日历、中兴会要为主［注］，并广泛参考源文件数据和大量私家著述。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于个人来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历史，是远去的当下，因此，大到一个民族，小到每一个人，了解一下自己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述：〔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本书是一本立足于普及历史知识，弘扬国学的书，全书像画卷一样，将一幅幅生动的中国历史图景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古典名著当中，历史著作无疑是璀璨的明珠。在中华文明的传统中，重视历史，重视史书的编著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民间自发的治史活动层出不穷，留下一些官史无法写、不敢写、写不到的史实和精辟篇章，这一点自不必言，历代统治者对史书的修撰更是异常重视，每一朝代的兴替，君临天下者的件事就是修撰前朝史书，以为本朝镜鉴。自有历史记载起，历朝历代都设有专职史官，虽则名称不同，其记帝、后之一言一行，载天灾人异的职责是一致的。因此，自司马迁修《史记》始，官修历史的延续性(或得到官方支持)再也没有中断过，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的。 正是这种重视和延续性，给我们留下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息、发展的清晰脉络，也留下了一部部浸透着古人心血和智慧的历史典籍，《资治通鉴》就是其中*秀、也是*代表性的经典史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激烈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七雄并立，征战不休，大规模的战事不断，战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前。据统计，在战国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孟子评价这一时期的战争是“杀人盈城，杀人盈野”。战争虽然残酷，但通过战争，诸侯国的数量人为减少，统一的趋势日益增强。为了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争相变法、延揽人才。于是士作为一种活跃的阶层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学识游说于各国之间，施展着自己治国安邦的才干，他们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勾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反映。 《战国策》为国别体史书，是现在保存不多的记载战国时代的历史文献之一。西汉末年刘向
《啸亭杂录(清代史料笔记)/历代史料笔记丛刊》记载了大量有关清道光初年以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典章制度、文武官员的遗闻轶事和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宝贵史料，特别是他们的贪婪、骄淫、怯懦、自私、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等等一些不光彩的事，是当时士大夫所不敢写的，而昭梿却直言不讳的把它记录下来。
在人类文明史中，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已经消失殆尽，我们只能从零星的遗迹中去遥想当年时，在中国这块士地上由华夏各民族创造的文明。却依然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地保持着它的生命力。 历代华夏先哲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他们用智慧的双眸洞悉宇宙的纷繁转化。记录着文明的演进，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是其中辉煌的一部。他留下的这部巨著深深影响了近千年来的众多帝王和文入学士。 《咨治通鉴》的本意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原是司马光深感‘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综，况于人主”、故而历时十九年撰成简述历史兴亡教训的骗年体史书以为当世君主之借鉴。在达部独具匠心的巨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发展的血脉，看到历史发展的趋势。了解治内攘外的权谋。该书问世后
李伯钦编著《中国通史》以朝代为序，独创了特具中国特色的图史体系，丰富的人物图、文物图、军事图和图片说明组成了一部 的图说中国史，让读者赏心悦目，又丰富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