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系业已成为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不仅学术上出精品，而且注重教学改革，更新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完善课程结构。 历史学系的教学改革前后历时20年，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深化于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改革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持，重点放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因具开创性而获得1989年*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教学改革继续深化。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并-9历史学系进入“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教学需求相配合，我系组织教师编写并出版了一套历史学专业基础课教材。这套教材涵盖了历史学科各门主干课程的内容，基本满足了本科阶段历史学专业

《甲申前夜·大晦》以明末为历史背景，以松锦战役中浮海逃回的辽东明军下级军官刘破虏在崇祯十六年冬天的一系列诡异经历为主线，描绘了在明王朝行将就木的最后时光里，官员、军人、百姓在大灾、大疫、大战中的人生百态和命运浮沉。

《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辑录了田余庆先生在书名断代范围之内的十九篇文章。这些文章，如《说张楚》、《论轮台诏》等，一般写在1979-1989年之间，少数文章定稿稍晚一点，但内容是在这十年之中酝酿的。有两篇写得较早，即《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与其他文章在观点上有承袭或照应之处，所以经删节后也选收进来了。最后两篇文章，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消除“代沟”，共同前进》，则是为了保存转折时期思想的一点陈迹，纪念上世纪那个“活泼泼”的八十年代，而收录进来。

历史是什么？历史学研究什么？历史和历史学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自身有什么帮助？为什么历史学在当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学的未来何在？ 本书围绕 历史学为什么重要 这一主题，探讨了历史学学科的基本问题，适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钱穆先生全集，在台湾经由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题出版。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筹划引进的重要项目，这次出版，对原版本进行了重排新校，审慎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钱穆先生全集的内容以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年由听讲者随堂笔记，意欲汇集各本成一讲义，乃其事甚难。则所记详略互异，并有共同所缺，欲为补人，亦复追忆无从。第二年仍开此课，戴生景贤来旁听，携一录音机，堂下照收录写出，由我删减，遂成此稿。故此稿乃一年之讲堂实录。每堂必标一讲题，然亦有前讲未毕，后讲补述，此稿皆一仍其旧。亦有前后所讲重复，并有二忌反复申明，辞繁不杀，此稿均不删削。亦多题外发挥，语多

《中国史学史研究入门》以“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的统一体例为基本框架，以回顾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历史、阐述中国史学史的学科特点、归纳总结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点专题领域和学术前沿问题、强调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研究规范和研究方法、展望中国史学史研究趋向、概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文献、介绍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点参考书及相关学术资源为主要内容。本书的特点在于，在把握住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史学界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前沿动态，准确清晰、深入浅出地阐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入门知识，力争在观念、内容和方法上均写出新意，力争使本书成为本专业研究生及相关专业学生及教师的案头书。

过去的人觉得他们的过去哪里有趣，为什么有趣，他们注意的过去与呈现过去的方法为什么会变化？ 本书将历史放入社会文化的框架之中，详述西方两千五百年间对过去的思考与表达，其中得见希罗多德宣扬人类功绩、修昔理德重视历史功用、李维作品充溢悲观主义、年鉴学派在意历史 心态 等等，诸多史家及著作亲切而可接近。 历史为种族、国家、宗教、政治、文化与社会集体提供了效忠、自我认同与 记忆 的焦点，每一种历史都是它创作年代的病症诊断书。在此意义上，史学史正是欧洲思想史的重要部分，也是我们了解过去不可或缺的方式。

科举制度创立于 605 年，至 1905 年停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 1300 年之久，是全世界存在时间长的考试制度。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古好的制度。”虽然历代统治者制定了防范作弊的各种条规，为科举营造了一个相对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异常激烈，能脱颖而出者实乃凤毛麟角，并且一旦科举及第则可以让读书人的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不少考生为了能早日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不惜铤而走险，以各种方式舞弊。作为制度设计者和实施者的统治者为维护科举的公正与公平则严厉打击科举舞弊者，甚至不惜大开杀戒，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演的一起起科场舞弊案真可谓是惊心动魄。 《血榜 —— 科举舞弊案》选择了中国科举史上 10 个典型性的科举舞弊案，作者依据历史文献

本书系作者任教暨南大学期间，根据在新加坡搜集到有关南洋华侨的部份资料整理撰写而成。叙述自唐朝以来，南洋华侨近千年的历史，分为上中下三卷：南迁史；货殖史；列传和年表。涵盖有移民、经商、开发南洋、天地会活动及人物传记等内容，是研究南洋华侨史*早的著作之一。

本书以时间为序，采取左为中国大事年表、右为外国大事年表的体例对比编排中外历史发展进程，直观形象，有助于读者：（1）了解和掌握在同一时间段发生的中外史事，特别是利于学生对比记忆来易于记住；（2）在同时段发展的对比中，发现中国文明何时领先于世界文明，何时落后于其他文明，深思民族发展的命运。

唐宋之际，人们观念中的幽冥世界衍生出金融和信用功能，寿生寄库信仰开始兴起，并成为10世纪以后中国人理解生命、疾病、死亡及身后世界的一种新方式。本书利用出土文献、造像碑刻结合传世文献，深入讨论寿生寄库信仰的起源、流传与影响，辨析寿生寄库信仰对现实世界的种种反应投射，以及信仰中体现的平等、契约精神、个人主义等观念，力图从幽冥观念的变化中观察现实社会的变革。

本书以唐开元二十一年设置的十五道为基础，考证梳理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八十七个方镇的置废及其辖区变动情况，归纳方镇辖区变动的特点，分析方镇置废及辖区调整的原因，总结方镇辖区变动调整的历史作用。方镇辖区调整原则打破山河形便，呈现犬牙交错分布及跨州遥领的特点。方镇置废及辖区调整，缘于唐廷与地方利益的博弈及实力的较量，背后的主要动因是唐廷寻求各种措施实现对方镇的控制。唐廷通过肢解方镇、调整辖区的方式，使方镇势力均衡，彼此能相互牵制，实现与地方彼此均衡的状态，对于唐后期的存续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五代和宋代解决方镇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

西魏一代虽历时短暂，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占据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然而，不仅魏收《魏书》以东魏为正统而不书西魏史事，就连成书于唐代的《北史》，在谋篇布局时也未尝予以正视。时至清代乾嘉时期，南康人谢启昆在对此类措置深致不满之余，转而遥承魏澹《魏书》之成例，秉持西魏乃正统所在之立场，主持编纂了《西魏书》。《西魏书》作为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从孝武帝入关到宇文觉篡位这短短二十余年的史事，凡计二十四卷，内分本纪一、表三（封爵、大事、异域）、考四（纪象、仪制、地域、百官）、列传十二、载记一。综观全书，不但史法义理迥异于魏收《魏书》，且其《封爵》《大事》诸表，又足补前史所未备。对于《西魏书》，目前学界研究仅朱仲玉《试论谢启昆 西魏书 》一文而已，故有必要加以整理出版。本次整理，对《西魏书》进

《人类文明史》是一部全面反映整个人类文明发生和发展史上人类物质和智力创造成就的鸿篇巨著。全卷按照地区划分，覆盖人类科技进步、文化发展、历史演变的方方面面，时间跨度大，地理范围广，学术性强。全卷在集中关注“文化”历史的同时，也突出了主要由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而推动的“文化适应”现象。

窝阔台是大蒙古国时期的第二任大汗。他前承成吉思汗未竟之业，后启大蒙古国建制之端，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学界目前鲜有对该人物及其时代的研究论著。本书从军事安排、行政体系、经济举措及家族关系等方面，分析窝阔台汗对大蒙古国的统治方式和这一时期的国家变化。窝阔台成功处理了幼子势力带来的威胁，维护了汗权独尊和中央集权，构建了大蒙古国的制度框架，大量吸纳外部的人员、制度，推动了大蒙古国的持续发展。窝阔台为后继的蒙古大汗处理内外事务提供了丰富经验。

本书在梳理以往比较都城史研究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概观东亚都城史的历史，对以往研究中被视为个例的7-8世纪东亚国家都城营造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论述隋唐长安的历史意义，描绘一幅宏伟的东亚都城历史画卷。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国都城目前的隋唐长安”，包括中华的分裂与再生，都城与王权仪礼，城市的生活与文化；第二部分“隋唐长安与东亚国家关系”，包括东亚都城时代的形成与都市网的变迁，胡人与汉人；第三部分“建康、长安、洛阳”，包括汉长安故城与隋唐长安城，隋唐建康与洛阳的都市社会结构等内容。本书以全局把握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详细论及东亚历代都城和隋唐长安城的历史意义，对古代城市研究、历史地理学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论著目录（1950-2020）》），实际上是《学术史》中学术成果的具体化。该书通过各种检索系统做了全面搜集。为了全面反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研究水平和能力，从谭先生开始，各人的论著中都包括一些非本学科或历史学科的论著，还有些普及性的论著。考虑到一个学科点对学术的贡献和影响并不限于本学科，对前者全部收录；而一个学科点还有服务社会的功能，对具有学术性的普及论著也同样收录，对非学术性的普及论著则视其重要性和影响力酌情选录。

本书考察高丽与元帝国密切互动的背景之下，出仕中国的高丽人群体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元世祖忽必烈建构了元丽关系体系，元丽关系的稳定，为高丽政治、文化精英出仕中国创造了条件。元代出仕中国的高丽人达到130余人，其任职地点主要在元大都。元代出仕中国的高丽人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用他们的忠诚和聪明才智，赢得了元朝统治者的信任，也得到了中国士大夫的肯定。元代出仕中国的高丽人一方面忠于元政权，另一方面，他们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元丽关系发展整体稳定，但其背后仍然暗流涌动。高丽政权争取国家独立的倾向与元朝对高丽的严密控制同时存在，出仕中国的高丽人群体在元丽关系的演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大量高丽人出仕元朝的现象背后，既有蒙古统治者利用高丽的智力资源为元朝统治服务的实用主义考量，也有高丽精英

本书主要介绍了武昌历史上的著名老建筑以及老建筑里发生的故事，分为辛亥遗址、红色遗址、公共建筑、学校建筑、宅邸民居、工业建筑和宗教建筑等七类，通过历史、形态与文化考察的方式，尝试性地对武昌近代城市历史中的政治、工商业、文化教育、金融经济、行业设计与市井生活进行梳理与总结。

本书所收的论文大抵集中在晚明到清初这一段，它们基本上与“明清思想的转型”这一个大论述息息相关，但是作者刻意挖掘前人所忽略的问题，故书中所处理的人物、材料、主题，不一定都落在一般熟习的论述范围之内。由它们可以看出整个“明清思想转型”是一个内容非常复杂、成份非常多元的历史现象，由心学到考证学的转变只是其中一端而已。本书所收文章大抵不只是就思想谈思想，而是尝试着将思想与其他历史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它们或为道德紧张感、或为知识社群的变动、或为时代心态、或为文人生活、或为地方社会、或为政治变动、或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等，对于思想史研究而言，收在本书中的文章是一些新的尝试。 增订版新增新序和三篇长文，呈现了作者对于明清思想转型较为系统的思考。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十年掌权者。这就是罗家伦非凡的履历，是他一生中浓墨重彩的几笔。 本书收录了罗家伦的《中山先生伦敦被难史料考订》和《新人生观》两本论著。《中山先生伦敦被难史料考订》为孙中山蒙难研究，奠定了厚重的基础；《新人生观》从理想、智慧、人格、道德、思想等层面，阐述了中国社会的缺失，提出改进的方计，勉励时代青年积极进取，建立起一部战斗的人生观指南。

《史学方法导论(精)》为傅斯年的代表作，不仅详细分析了各种史料的分析、鉴别与应用方法，而且强调了 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的观点。另附其残稿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何兹全先生评价此稿 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 。

《技击余闻》是林琴南的笔记体作品，书中所记大都是闽中拳师的轶闻琐事。林琴南自幼娴习拳击剑术，精于此道，所以写得颇有神采。此书面世后，引领了民国初年“技击”系列作品的写作风潮，有多人为其作补或续。钱基博所作《技击余闻补》，于1914年在《小说月报》连载，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一种。有研究认为，“技击”作品的出现，实际上是对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积极回应，其对侠的着力描写，反映了时代的心声。本次出版，把两种小书放在一起，既有可读性，又能窥见清末民初爱国、尚武风潮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