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冯?洪堡(1767—1835)和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这对兄弟书写了历史——哥哥作为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普鲁士的政治家;弟弟作为自然科学家、作家和世界考察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成绩斐然,出类拔萃。尤其弟弟亚历山大的人生与作品最近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通过亚历山大?冯?洪堡本人的鸿篇巨制《宇宙》(Kosmos)的出版,通过丹尼尔?凯尔曼(Daniel Kehlmann)的长篇小说《丈量世界》(Die Vermessung der Welt)的出版。洪堡兄弟毕生彼此联系非常紧密,然而,他们在性格气质和兴趣爱好方面却迥然不同。 本书作者借助书信和作品节选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两兄弟会走上如此的殊途?在突出了他们人生中的重要站点——比如在魏玛与歌德和席勒的相遇,同时,也描绘出他们生活的光辉时代。
赵元任先生是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方言学家, 对其研究的成果也屡有新意, 为我们进行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不断提供借鉴。本书编录了近几年来外发表的有关赵元任研究的文章30余篇, 涉及赵先生在语言学、音韵学、方言调查、翻译学、国罗方案等方面的成就, 并结合其生平, 探究其治学之路, 以为今人进行研究提供较好的借鉴作用, 并纪念赵先生诞辰120周年。
我心爱的人——胡明扬已永远离开人世,但他留在我心中的记忆永不磨灭。为使这份记忆留在人间,八十四岁高龄的我决心为他写这部传记。 他是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为他深爱的祖国与人民鞠躬尽瘁。 他是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为中国语言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他一生坎坷,受尽各种折磨,个中滋味一言难尽。然而,他却能坦然处之,正如他的诗中所云:“人海浮沉数十年,风风雨雨任熬煎,只缘留得丹心在,万劫千灾自坦然。” 这部传记,是根据我自己与亲戚的回忆,他的文章、自传、日记、档案,他的同事、学生以及同行好友的追思写成的。
本书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作协重点合作访谈节目“作家与世界”的文字记录。 文人,作为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中国历代都担负着定位那个时代精神,并反应其韧性和张力的责任。 《用文字呐喊》一书采用人物访谈的形式,记录了阿来、莫言、张贤亮、贾平凹、韩少功、迟子建、张抗抗、陈忠实、二月河、李洱、白先勇等一大批中国当代特立独行的文人,披露的人生故事、心灵疆域和存在之思。他们用中国*穿透力的声音,对社会、时代、世界、理想、死亡、幸福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思想评述。这是他们每个人的简明创作史和思想史,所勾勒出来的,是过去30多年中国文人的进化轨迹。 这是一批了解中国必先了解他们的人,他们的作品和思想推荐到国际上,将会颠覆传统对中国的认识和价值评价。世界只有聆听了来自他们的声音,才是叩
《革新的号手——刘半农》一书,作者用平实的语言、清晰的脉络,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拥有一份爱国的热忱、一场孤独的旅程和一生洒脱的性情的语言大家刘半农的一生。
周有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是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语言文字学理论对我们实施国家语言规划,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完美的人格品质。《周有光年谱》以一百多年前周老的出生地常州青果巷为起点,采取逐年记载的方式编年记事,以周老106年的年岁为纵轴,将其一百多年的人生经历、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事件及其对周老众多的作品进行纪年记载,谱录着周老看似平凡的人生轨迹。
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子便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姐妹。她们的诗意人生牵动人们对那个时代的想象,她们的文集和传记——《后的闺秀》、《张家旧事》、《合肥四姊妹》都曾畅销一时。《张家旧事》是从老照片来的,由张允和先生口述,叶稚珊女士编写。是对一个文化世家几代人老照片的解读。讲述这些故事的,是一位九十岁的才女,记录、编写这些故事的则是另一位才女———只是年龄小了一半。口述者的父亲是蔡元培的朋友;口述者的丈夫是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口述者的四姊妹曾扬名上海学生界:大姐元和是校花,三妹兆和是体育健将———后来成了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二姐口述者本人则与大姐和四妹充和一样,爱好昆曲,并极有造诣,而且四姊妹都有很好的
这是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在狱中写给自己的密友道格拉斯的长信,反映了他从“快乐王子”到“悲哀王子”的陨落过程,可以当作一部王尔德为唯美的生活和艺术进行辩推论性的自传来读,从中获得一种悲哀的美的享受。王尔德是美的殉道者,是美在精神黑暗时代的命运的象征。
《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白兆麟卷》所收的文章,现今看来有三个特点:一是时间跨度大,从早发表的1960年到退休以后的2009年;二是涉及内容多,除了主攻的文法学和训诂学之外,还涉猎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名家及其论著的评论;三是篇幅长短互见,有些课题表面看来重复,但并非内心不忍割爱。
这里记忆的是一个经历了从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到九十年代“后文革”的文化人。他“既无旧恩可报,也无新功可求”,大半生都在小心翼翼地躲避思想罗网和政治漩涡。他以自己的为人处事实行了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时局清明的时候,用心做事、谨言慎行;在时局动荡的时候,守拙安愚、有所不为。他痛苦于内,宁静于外,养成一种可称为“犬儒”的淡泊和怀疑。这种清醒自明帮助他度过苦闷迷茫、坎壈困顿的岁月,而终没有变成一个忧郁者和厌世者。惟如此,才有了这里的文字见证。 徐干生(1920-1998),江苏淮安人,1945年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从1938年开始在章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夏衍主编的《野草》、《大公报》副刊“文艺”、《诗月报》、《珞珈周报》、《中国诗艺》等报刊上以王瑶、秦淮碧、乐山等笔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