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在论述公共政策理论的优点和不足的基础上,盘点了目前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有关政策主体、机构、工具的文献,并从中得出公共政策制定归纳理论、中间阶层理论的构成要素。他们所构建的模式不助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统一,而且使政策变革过程的关键要素得以确定,这些正是该领域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所关注的内容。
本集收录了徐铸成先生晚年在香港出版的两部文集:《海角寄语》与《金陵旧梦》。1980年,作者在《新晚报》上开设专栏“海角寄语”,以通信形式刊发了61篇短文,1981年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取名《海角寄语》。此辑笔力集中在对“四人帮”的控诉和对“文革”岁月的反思,落笔之时“中心愤激”、“肆无忌惮”,但却不限于血泪的控诉,更多的是在饱经忧患之后对历史的追问和对国家前途的忧思,肺腑之诚,溢于言表。20世纪60年代初,作者在《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刊发了一系列追述民国时期政坛秘闻的文章,1963年由香港致诚出版社出版,取名《金陵旧梦》。从事新闻工作近三十年,作者曾亲见北洋军阀的收场、蒋介石的兴起和覆灭,此稿所记大都得自亲历或是访问得来,道听途说者不录,颇有史料价值。
今天,在恢复被中断了的传统时,俄国人所谈的,所争议的,按实质来说,同样是这些问题。如果俄国想实际地弄清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找到未来的方向,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在各种各样的事实、事件中,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得出概括性的见解,思考复杂过程的起源,当然是很困难的。但是,问题在于,在‘俄罗斯思想’这个课题上常见的是思辨,是实际知识的贫乏。甚至标榜为‘俄罗斯思想’,而说的常常并不是它本身。尼·别尔嘉耶夫去世前不久的1946年写的这本书是俄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纲要。这本书对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本源因素,对‘俄罗斯思想’的起源与特点作了阐述。别尔嘉耶夫向我们提出了他的解释,我们应当听取这些见解。自然,对这些见解也不会是没有争议的。
作为儒家礼制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则与实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宋代,这种原则与实践凝聚为所谓“祖宗之法”。围绕“祖宗之法”,在宋代曾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提法,例如“祖宗法”、“祖宗家法”、“祖宗之制”、“祖宗典制”等等。诸多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本朝前代帝王所施行法度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之追念与推崇。赵宋王朝的所谓“祖宗之法”,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论题。遵行“祖宗之法”,说得浅白一些,就是“一切按祖宗的既定方针办”。这一类寻求既定方针的思维方式,执行者对于既定方针的界定修饰,以及在“既定方针”的说法下各行其是的做法,自古至今的人们都并不陌生。“祖宗之法”在宋人看来,是治理国事的“法宝”,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该有的治事态度;既包括
本书包含两个主题:一是探研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及其内容;二是考察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权的博弈过程中,如何逐渐丧失自身的操守,最终成为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协从者的悲剧性命运。 “江南”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隐喻。满族作为异族能够建立起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现了对核心文化区域“江南”的成功改造和治理,清朝对江南的治理策略与其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方略颇为不同,并非传统的“汉化模式”所能完全解释。
本书研究对象是1898年德国强租开埠到1922年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回的二十四年间青岛早期的历史。作者尝试摆脱传统城市史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一方面运用行政管理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城市地理学以及人口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多视角、全方位地阐释在青岛百年城市发展史中具有奠基作用的青岛早期城市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将城市研究的视野拓宽,把青岛早期城市现代化进程置于青岛城市腹地这一更广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时空中进行考察,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出青岛城市现代化的特点。
随着华人在东南亚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对于华人华侨历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外学术界的关注。本书回顾了华人南渡的历史,对东南亚秘密会党进行了详尽而全面的阐述,以客观公正的历史眼光评判海外洪门的历史功过,澄清了西方殖民者和学者对东南亚华人履密会党的种种错误看法,同时填补了对于华人华侨历史研究的空白。
以往的研究者多将明清里(图)甲视之为一套赋税征收体系或国家对地方控制的基层组织,本书以一个清代移民地区——江西袁州府作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探讨里(图)甲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意义及其动态发展;结果发现,里(图)甲组织除了在税收上起了重大作用外,它更是一套划分社会界线,表明权利及身份的机制。袁州府原有旧户就是利用这套机制,将外来移民长期置于一个固定的户类别(“客籍”)之中,使外来移民无论在社会地位、晋升机会和享有的权利各方面都比不上土著旧户。换句话说,袁州府土著旧户借着操纵地方里(图)甲组织,实现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和控制。 但是,外来移民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土著旧户压制。从一些个案可见,外来移民是有能力利用多种方法突破土著的封锁取得户籍(或一般民籍)的。组成一
本书作者詹姆斯Q·威尔逊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本书中,作者对包括军队、联邦调查局、禁毒署、中央情报局、航空航天局、森林管理局、社会保障管理局、公立学校和监狱等美国公共管理机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给读者呈现了这些机构清晰的运作图景及其背后复杂的原因机理,并指出了提高官僚机构的责任感和效率的可能途径。本书融汇了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之精髓,打破了行政管理与工商管理之畛域,是探索普遍适用的"官僚一管理理论"的新尝试。本书首版于1989年(中文版根据2000年第二版译出),因其对美国官僚机构的出色研究而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经典之作。
如果我们把农民问题、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微观研究,置于国家制度变迁和资源环境制约的前提之下,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高度看中国的问题,就可以形成一个研究农村制度问题的前提性的假设:中国的问题是“一个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在这个前提下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除了按照宪法原则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需要借鉴和扬弃的理论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今天,在恢复被中断了的传统时,俄国人所谈的,所争议的,按实质来说,同样是这些问题。如果俄国想实际地弄清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找到未来的方向,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在各种各样的事实、事件中,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得出概括性的见解,思考复杂过程的起源,当然是很困难的。但是,问题在于,在‘俄罗斯思想’这个课题上常见的是思辨,是实际知识的贫乏。甚至标榜为‘俄罗斯思想’,而说的常常并不是它本身。尼·别尔嘉耶夫去世前不久的1946年写的这本书是俄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纲要。这本书对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本源因素,对‘俄罗斯思想’的起源与特点作了阐述。别尔嘉耶夫向我们提出了他的解释,我们应当听取这些见解。自然,对这些见解也不会是没有争议的。
本书包含两个主题:一是探研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及其内容;二是考察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权的博弈过程中,如何逐渐丧失自身的操守,最终成为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协从者的悲剧性命运。“江南”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隐喻。满族作为异族能够建立起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现了对核心文化区域“江南”的成功改造和治理,清朝对江南的治理策略与其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方略颇为不同,并非传统的“汉化模式”所能完全解释。
作为儒家礼制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则与实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宋代,这种原则与实践凝聚为所谓“祖宗之法”。围绕“祖宗之法”,在宋代曾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提法,例如“祖宗法”、“祖宗家法”、“祖宗之制”、“祖宗典制”等等。诸多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本朝前代所施行法度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之追念与推崇。
2002年,中国的高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本书意在透视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作者通过梳理西方思想的传统,理解当代学背后的思想假设;要理解中国的问题,不能靠搬用那此学理论,而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这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近代从事西式外交的官员产生于科举的道路,他们是如何“适应”外交这种全新的“职业”的?如何理解清朝外交机构的运作方式与特点?作者从清代档案中钩稽衙门、外务部及驻外官员的履历资料,考察其出身、选任、升迁、去向、群体演进等系列问题,构建并展现出晚清外交人员从起源、发展到所谓“职业化”外交官群体形成的全过程。“外交官”是一个研究薄弱的群体,本书的研究为今后的晚清外交史研究奠立了基础。
本书以动态的视角和比较的框架,以外部环境与管理的关系为核心,对中国安全管理的理念、政策与实践进行讨论与分析,为中国公共安全管理的改革与完善提供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