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含两个主题：一是探研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及其内容；二是考察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权的博弈过程中，如何逐渐丧失自身的操守，最终成为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协从者的悲剧性命运。 “江南”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隐喻。满族作为异族能够建立起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现了对核心文化区域“江南”的成功改造和治理，清朝对江南的治理策略与其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方略颇为不同，并非传统的“汉化模式”所能完全解释。

本书以动态的视角和比较的框架，以外部环境与管理的关系为核心，对中国安全管理的理念、政策与实践进行讨论与分析，为中国公共安全管理的改革与完善提供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

全书上起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浅近平易的语言叙述六十年间的中日外交关系（实际涉及东北亚、中俄、中美等更广泛的外交关系），其中包含大量故宫博物院（尤其是清季外交史编印处）和北平各图书馆的珍贵档案史料。作者还走访了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许多学者和当时在世的外交家、前清遗老也提供了很多资料。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内容，不仅涉及中日两国关系，而且以六十年来远东关系为经，以中日两国关系为纬，以原始记载和档案资料为依据，分析比较，探清真相，找出结论，展现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

今天，在恢复被中断了的传统时，俄国人所谈的，所争议的，按实质来说，同样是这些问题。如果俄国想实际地弄清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找到未来的方向，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在各种各样的事实、事件中，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得出概括性的见解，思考复杂过程的起源，当然是很困难的。但是，问题在于，在‘俄罗斯思想’这个课题上常见的是思辨，是实际知识的贫乏。甚至标榜为‘俄罗斯思想’，而说的常常并不是它本身。尼·别尔嘉耶夫去世前不久的1946年写的这本书是俄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纲要。这本书对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本源因素，对‘俄罗斯思想’的起源与特点作了阐述。别尔嘉耶夫向我们提出了他的解释，我们应当听取这些见解。自然，对这些见解也不会是没有争议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生效以来已经有超过160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对于国际人权保护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我国于1998年签署该公约，现正在积极准备批准和实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一书的作者是国际人权法专家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教授。他是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维也纳大学路德维希?波茨曼人权研究所所长、宪法学教授，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威尼斯人权与民主化欧洲硕士项目主任，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成员；还曾任乌特勒支大学荷兰人权研究所所长、瑞典隆德大学罗尔?瓦伦堡人权和人道法研究所教授、波黑人权法庭副庭长及法官、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小组成员、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失踪人员问题专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本书以动态的视角和比较的框架，以外部环境与管理系统的关系为核心，对中国安全管理的理念、政策与实践进行讨论与分析，为中国公共安全管理的改革与完善提供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

本书研究对象是1898年德国强租开埠到1922年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回的二十四年间青岛早期的历史。作者尝试摆脱传统城市史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一方面运用行政管理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城市地理学以及人口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多视角、全方位地阐释在青岛百年城市发展史中具有奠基作用的青岛早期城市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将城市研究的视野拓宽，把青岛早期城市现代化进程置于青岛城市腹地这一更广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时空中进行考察，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出青岛城市现代化的特点。

本书记载了作者强世功对香港及通过香港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书中收录了：“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一国两制”的历史源流、基本法的形式与实质、中国的忧郁、九龙城寨与香港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以往的研究者多将明清里（图）甲视之为一套赋税征收体系或国家对地方控制的基层组织，本书以一个清代移民地区江西袁州府作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探讨里（图）甲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意义及其动态发展；结果发现，里（图）甲组织除了在税收上起了重大作用外，它更是一套划分社会界线，表明权利及身份的机制。袁州府原有旧户就是利用这套机制，将外来移民长期置于一个固定的户类别（“客籍”）之中，使外来移民无论在社会地位、晋升机会和享有的权利各方面都比不上土著旧户。换句话说，袁州府土著旧户借着操纵地方里（图）甲组织，实现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和控制。

所谓“兵要”，即用兵之要，“地志”，即地方志、地理志，而“兵要地志”则特指用于作战的军事地理志，即部队拟定对敌作战计划时所需要的各方面战场资料，包括天气、地形地貌、道路、后勤补给等多种要素，并延伸到经济、政治、民族、宗教和人土风情等多个方面，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战场调查，既是军事地形学的主要内容，也是军事情报学的一部分。本书所指的兵要地志，主要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针对中国战场在大量的实地调查基础上编撰、绘制的图文并茂的军事资料，是当年日军对华作战的绝密文件。 由于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这些兵要地志绝大部分被日军焚毁，或被盟军缴获，少数幸存的也尘封于相关的馆藏里鲜为人知。 事实上，日军对中国的觊觎远在“二战”前就早已开始，长达百年之久。 本书通过日本百余年来对中国战

中美关系是当今中国改革和发展大业的最重要的外部背景。作者认为，中美关系的症结，并不在于通常所说的实力冲突，而在于美国人总觉得中国人没有按照他们的路子走。造成这一症结的原因在于美国人固有的优势心理，而其根本源头在于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即19世纪以来西方人所构建的西方中心论。因此，不在意识形态层面与之交手和交流，一味地在“价值中立”的口号下寻求双方利益层面的交集，对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总以“冷战思维”一言以蔽之，这绝非战略思维的表现，而且必然会使我们时时陷于被动。作者对“西方中心论”的形成、发展、传播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同时论证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在处理国际问题方面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如果我们把农民问题、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微观研究，置于国家制度变迁和资源环境制约的前提之下，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高度看中国的问题，就可以形成一个研究农村制度问题的前提性的假设：中国的问题是“一个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在这个前提下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除了按照宪法原则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需要借鉴和扬弃的理论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在恢复被中断了的传统时，俄国人所谈的，所争议的，按实质来说，同样是这些问题。如果俄国想实际地弄清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找到未来的方向，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在各种各样的事实、事件中，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得出概括性的见解，思考复杂过程的起源，当然是很困难的。但是，问题在于，在‘俄罗斯思想’这个课题上常见的是思辨，是实际知识的贫乏。甚至标榜为‘俄罗斯思想’，而说的常常并不是它本身。尼·别尔嘉耶夫去世前不久的1946年写的这本书是俄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纲要。这本书对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本源因素，对‘俄罗斯思想’的起源与特点作了阐述。别尔嘉耶夫向我们提出了他的解释，我们应当听取这些见解。自然，对这些见解也不会是没有争议的。

“新村社共同体”是与传统小农村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个概念，是建立在非农化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村社共同体”，主要有“工业化”的村社型共同体与“后工业化”的村社型共同体。本研究关注的都市村庄是一个“后工业化”的“新村社共同体”，即都市村社共同体，因而，本研究是关于“新村社共同体”的一种具体类型的研究。 该书提出了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概念，为村落共同体的研究增添了一种”走向终结的村社共同体“的类型。书中通过对与城中村相伴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共同体的研究，提示出，正是依托于这一独特的社区，依托于这一”小传统“所塑造的……

如果我们把农民问题、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微观研究，置于国家制度变迁和资源环境制约的前提之下，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高度看中国的问题，就可以形成一个研究农村制度问题的前提性的假设：中国的问题是“一个资源禀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在这个前提下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除了按照宪法原则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需要借鉴和扬弃的理论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

本书作者在论述公共政策理论的优点和不足的基础上，盘点了目前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有关政策主体、机构、工具的文献，并从中得出公共政策制定归纳理论、中间阶层理论的构成要素。他们所构建的模式不助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统一，而且使政策变革过程的关键要素得以确定，这些正是该领域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所关注的内容。

本书作者詹姆斯Q·威尔逊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在本书中，作者对包括军队、联邦调查局、禁毒署、中央情报局、航空航天局、森林管理局、社会保障管理局、公立学校和监狱等美国公共管理机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给读者呈现了这些机构清晰的运作图景及其背后复杂的原因机理，并指出了提高官僚机构的责任感和效率的可能途径。本书融汇了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之精髓，打破了行政管理与工商管理之畛域，是探索普遍适用的"官僚一管理理论"的新尝试。本书首版于1989年(中文版根据2000年第二版译出)，因其对美国官僚机构的出色研究而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