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鄭注版本以南宋撫州本爲善，有《古逸叢書三編》影印本。越刊八行本之經注文本可與此媲美，而遠勝於余仁仲本、岳本以下諸本。《禮記正義》版本以南宋刊單疏本屬珍貴，收錄於《四部叢刊三編》，而僅存八卷。越刊八行本之版本價值僅次於單疏，且具備全書七十卷。可見如今學者欲研習《禮記》鄭注，閱讀《禮記正義》，當以越刊八行本爲善本。潘明訓舊藏越刊八行本，上世紀二十年代有影印本及影刻本，影刻本至九十年代又有重印，但如今已不易購。日本足利學校數百年來一直典藏一部越刊八行本，雖缺八卷，印製時間頗早，較之潘明訓舊藏本，補版甚少，價值更高。本書對照影印潘氏本與足利本，極便校對。通過比對，讀者可以直接觀察、理解宋版經過補修，增加挖改、換版，文本逐漸失真的過程。毋庸爭議，本書就是《禮記》鄭注、《禮
《周礼》与《仪礼》、《礼记》合称三一礼，属儒家经书的经典之作，均代表了古代东一方文化的精魂，流传至今盖两千余年，其影响至深至巨。统治者尊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作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把它们当作修身处世的懿训。
《十三经注疏》是中国古文献的基础典籍，《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注疏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在五经注疏的各种版本中，清阮元刻本体例较为完备，影响亦较为深远（至今仍为学界通行本）。 《十三经注疏》在中国古文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从未出版过单面影印、适合阅读的本子，本书的刊行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缺憾，能有效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研习。 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问世，结束了从明末到清中期风行海内200年的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注疏》双峰并列的局面，从而开启了阮刻《注疏》单峰独行的新天地。 嘉庆初年，阮元巡抚浙江，建诂经精舍，收集了当时以他的能力和条件能够找到的诸多经籍文本、校本。鸠合了段玉裁、李锐、徐养原、顾广圻、臧庸、洪震煊、严杰、孙同元等学者对《十三经注疏
《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汉至1999年历代学者研究《周礼》、《仪礼》、《札记》(包括《大戴礼记》)的专著2683部，民国以前的专著撰有提要，提要内容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简介、内容、价值、版本、存佚状况及藏书单位，对相关的版本源流等问题做了考证。下编收录1900至1999年国内外研究《三礼》的论文2123篇，每篇论文著录篇名、作者、刊物名称、发表时间、卷(期)号和页码。该书的编著，就《三礼》而言，可使经学、礼学、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等研究者省去检索群书的很多麻烦，览此—书，即可得知相关信息，对学术界人士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是一部讲述建国与设官的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史料；《仪礼》内容来源古老，涉及面广，保留了丰富的我国上古社会史料；《礼记》为孔子弟子及后学者所记,内容讲述哲理及礼仪法度及孔子的礼学思想。本文临末想说的是：礼教杀人的时代早已过去。复古不但迂腐可笑，而且可恶。然而《三礼》自有其精华。《三礼》对于研究礼仪之邦的历史颇为重要，而其精华对于根治社会的创伤亦足资借鉴。希望《三礼》的这个点校本对社会、对读者有益。句读如有可取，那是沈师以及其他前辈大师教诲、启迪的结果。
《乐书》200卷，宋陈旸撰。此次整理由张国强先生点校。其中前95卷为训义，后105卷为《乐图论》。卷1至卷95采摘《礼记》《周礼》《仪礼》《诗经》《尚书》《春秋》《 》《孝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文献中有关音乐的论述加以训义；卷96至卷188以雅、胡、俗分类论述律吕、乐器、歌、舞、杂乐；卷189至卷200为吉、凶、宾、军、嘉等五礼仪注。此次点校整理，以元明递修本为底本，以四库本、光绪本，补底本之阙漏，校底本之讹误。
《仪礼》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先秦时代有关社会习俗和礼制的资料总汇，对研究儒家思想和古代社会生活 价值。历代为之作注解者很多。唐代编《五经正义》，将郑玄注和贾公彦疏作为钦定的《仪礼》注释，编成《仪礼注疏》，成为后世 的《仪礼》读本，与其他唐代钦定儒家经典注疏统称为《十三经注疏》。 唐以后多次重刻，但质量良莠不齐，版本多有异同，错讹亦难以避免。有鉴于此，王辉先生潜心数载，将此书重新校勘整理，比较异同，择善而从，并吸收了历代学者研究《仪礼》的成果。各卷后附有校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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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
周礼一书，旧题周官，始出于西汉景、武之际。全书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冬官原阙，时人以考工记补之》，分掌治、教、礼、政、刑、事六典，经邦治国，燮理阴阳，堪称文繁事富，体大思精，洽术、学术无所不包。但是，此书在先秦典籍中不见征引，所记制度也每每有与文献抵梧之处，因而，关于它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成为西汉以来聚讼不决的学术公案，或誉为周公之典，或指为战国遣则，或断为秦汉之制，或贬为新莽伪作，纷纷之论，莫衷一是。然而，论辨的诸家都不否认周礼的学术价值，因为它最迟也是汉代的作口叩，材料之珍贵，自不待言，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来使用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