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以阐述《春秋》的义理为主，兼研讨《春秋》的文理和史实，是 春秋三传 中较早得到承认的一部经传。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每章冠以题解，注释精当，译文通顺易懂。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此外，在历史上还有《左氏春秋》、《春秋内传》等名称。此书是我国史学史上一部著名的编年体史书。它按年编排记载了春秋时期以鲁国为主的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许多历史事件。 《左传》本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也是儒家元典《春秋》的“三传”之一。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历经战国到秦汉，传授《春秋》学的主要有五家。这五家是：《左氏传》（简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其中“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因而均已失传。《左氏传》和《公羊传》、《穀梁传》三家都很兴盛，成为当时显学，被合称为“《春秋》三传”。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和《穀梁传》属今文学派，《左传》属古文学派。 本书是从《左传》中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录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晏婴言行的著作。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谏上、谏下主要记叙晏婴劝谏齐君的言行，问上、问下主要记叙君臣之间、卿士之间以及外交活动中的问答，杂上、杂下主要记叙晏婴其他各种各样的事件。外篇两篇内容较为驳杂，与内篇六篇相通而又相别。各篇之间的内容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有联系，个别的还有互相矛盾之处。《晏子春秋》的成书和其他先秦古籍一样，并非成于一人一时，而是有一个编缀、整理和形成定本的过程。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
本书是中国二十多位唐代文史学者多年协作研究的结晶，集中代表了二十世纪唐代诗人群体研究的成就。 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研究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一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编纂的一部大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是研究先秦思想史重要的参考资料。许维遹先生曾任西南联大教授，学养深厚。他的这部《集释》，汇集了民国初年以前历代学者研治《吕氏春秋》的成果，资料丰富，体例严谨，繁简适中，在当时即获得学界的好评。现在我们用新式标点把它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本《春秋左传》文本足全，为全译全注本，包含《春秋》和《左传》的全本。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等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之作，是不朽的元典之作。它以叙事解《春秋》，记录了约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大批历史人物群像，在经学、史学及文学等方面，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宋 佚著研究》系统梳析唐宋《春秋》著述情况，主要探讨中晚唐李瑾、陈岳，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瑷、石介，庆历学者李尧俞、孙觉，伊洛学派程颐、刘绚、杨时，程门后学胡安国、王葆、程迥，以及浙东学人项安世、薛季宣、吕祖谦诸家之《春秋》佚著佚说。研究皆从问题人手，通过辑佚考辨，获得大量新材料，并据此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和综合考论。或可为观察唐宋《春秋》学提供一个新视角，有助于尽量全面认识唐宋《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实相。
本书是为适应当代中学生的阅读需要，特别编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历史文化名著课外读物。 该书由富有研究成果的名家执笔，从《左传》中精选出28篇脍炙人口的故事，使中学生朋友通过阅读这些故事，了解这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从中受到启迪。全书对名著原文作了简要、通俗的注释和白话翻译，同时还从现代色度给予了精当的点评。尤其独到的是，每篇后面都结合故事内容提出了一些社会人生问题，引起读者深思，颇具有教育启发意义。 本书融知识性、趣味性、时代性于一体，结构新颖，内容丰富，是领略古代智慧、提高人文素养的入门书。可供广大中学生及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阅读欣赏。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本书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海峡的阻隔，我们暂时无法一睹《四库全书会要》的真容。但是，吉林出版社集团对于《回要》的影印出版，却在某种程度上稍减我们的遗憾。这也是这部中华文化的珍品首次在大陆印行。它的才出版印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会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在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丛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 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衡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刻本称美善，而此次为便于非文献专业
本书为 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文本 （共13册）其中的一本。 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文本 旨在更好地普及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传统经典中选编了很为重要、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重要经典，涵盖传统经学、哲学、历史与文学，组成 新十三经 ，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华传统经典诵读活动，开设经典诵读等级考试。本册《春秋左传选》，是从《左传》中精选出的27篇。《左传》在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 春秋三传 。也是中国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很长的。本册精选出的篇幅大都是朗朗上口、蕴含深刻哲理的文章，是广大中小学生诵读经典的范本。
本套书包括：《吴越春秋全译》、《吕氏春秋全译 上》、《吕氏春秋全译 下》、《幼学故事琼林全译》、《晏子春秋全译》这五本书。 《吴越春秋》是东汉时期著作，为稗官杂记体之別史。东汉赵晔所撰，共十卷。叙述春秋时期吴、越二国之间的战事，但不拘泥于历史的故事，在故事铺叙和人物的描写上，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还融入了相关的民间传说。文辞丰蔚富饶，颇似小说家言。 该书既是一部世所公认的历史典籍，又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在我国的史学史与文学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一部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不可不读的要籍。
《晏子春秋》是一部别具特色的古书，被称为中国古老的传说故事集。全书既有子书的特点，又有诸如《战国策》等史书的风貌，共8卷，由短篇故事组成，刻画了晏子及其身边诸人物形象，所载史实，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等书相互印证。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日：楚谓之“祷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日其善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