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以 为君亲政、贤明之道 为出发点所编写的一部巨著，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是中国*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从古到今，许多文人政客都学习《通鉴》，从中得到益处。为了普及《通鉴》，使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本书语译《通鉴》全书，题名为《资治通鉴（白话本）》。该书为辅助阅读，语译者增加了辅助资料。书前 导读 ，评介《通鉴》；行文中，每卷开头有 大事提要 ，卷后有 点评 ，行文中插入结构段意。此书结构清晰，力图为读者提供一个准确无误的白话《通鉴》。
《战国策》是记载战国秦汉之间，一群谋臣策士针对当时各种不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建议 说辞。无论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或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都有它一定的价值。本书是一部《战国策》的集释。是把自有《战国策》以来，有关这部书的各家注解，各种说明，汇齐集合在一起。目的是帮助以后研究这部书的同志，在理解本文和深入研究、参考一些必要的材料时，不必东翻西阅，向渺茫的书海中搜寻资料，在阅读上、研究上取得一些方便，减少一些困难。
唐太宗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史可以知兴替，可以辨是非，可以正人伦，可以益心智。《贞观政要》正是这样一部利于个人修身、治家理政、建功立业的经典。 《贞观政要》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当时虽处盛唐，但社会危机已渐露端倪。作为一名敏锐且尽责的史官，吴兢感到有必要总结 贞观盛世 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施政典范，以确保李唐王朝长治久安。故撰此书，是为垂世立教，义在惩劝。 贯穿《贞观政要》的核心思想是居安思危，即忧患意识。它是《贞观政要》立书的根本，也是 贞观之治 的密码。此书主题突出，引喻精辟，议论锋锐，语意恳切，发人深思。若能静心细读，必将从前人的智慧中获益良多。
清代四川巴县档案是现已发现的体量大、时间跨度较长、保存相当完整的清代县级衙门档案，起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迄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11.3万多卷，250多万件，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内容丰富的清代县级档案文献资料宝藏，被史学界誉为 一座内容极其丰富的文献宝库 。档案详细记录了从清代乾隆朝至宣统朝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 巴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社会生活状况，是了解清代基层社会状况不可替代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它不仅是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极其难得的史料遗存，也是我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 清代巴县司法档案约9.9万卷，占巴县档案总数的84%，时间跨度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长达154年
古人云：人才兴邦，得人才者得天下。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中国传统艾化，特别重视对人的评价和研究，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才发现和使用的知识系统。《人物志》就是三国曹魏政权后期人物刘劭撰写的一部专门研究人才问题的著作。书中提出了德和才、兼才干和偏才、英和雄等概念，探讨人的内在修养、性情与外显能力及行事风格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识别人才、使用人才的独特视角。该书被明代人推崇为夏商周三代以来*流的人才学著作，20世纪初叶被详为《人类能力之研究》在荚国出版。 如果说兵家谋略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主要侧重于军事领域；法家谋略以《韩非子》为代表，主要侧重于政治领域；纵横家谋略以《鬼谷子》为代表，主要理于外交领域的话，那么，唐代赵蕤的《长短经》则集中国古代谋略之大成，大到治国用兵、识人用人，小到世
《贞观政要》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是和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忠诚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是因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位，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本次出版，为方便现代读者阅读，我们在对原文进行精心校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和准确流畅的翻译。
《帝鉴图说》是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明神宗朱钧编撰的执政教科书。书中选取了历史上可供鉴的明君人为事、治家治国和昏君荒淫奢侈、误民国的故事，每则故事后还附有讲评解说，言简意赅，发人深省，故此成为了此后明清皇子储君之从政宝典，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书虽为帝王读书而编写，但内容简单，通俗易懂，其中许多理论和方法，经过实践证明对于今天依然有着其独到的指导意义！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是我国部编年体通史，记录了从三家分晋一直到五代十国，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分二百九十四卷，共有三百多万字，取材十分广泛，历史资料十分丰富。《资治通鉴》刻录的是各个朝代重要的政治变革、君臣的言行，描述了许多军事上的重大战役，以及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与人物。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采用了连载、主载、附叙、补叙等写法，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在语言文字的特点上，司马光充分发挥擅于叙事的特长，用优美而质朴的文字、古雅浑厚的格调、简洁晓畅的风格，生动描述了许多突发事件和大型战役，其中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李愬雪夜入蔡州等，被选入中学小学生课本，成为中小学生喜爱的佳作。
元代典章制度方面的文献，除“元史”志书外，其他如“经世大典”、“大元通制”等书都已散佚，如今幸赖“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之存世，始足以供研治者之参考。其书存世早刊本，即本院所藏之元刊本。但因书册前后不附任何序跋，既不详编辑者姓名，也不悉刊刻的确切时间，惟据书中所收录的元代中央暨各地方行省檔案，止于元延佑七年（一三二○）十一月，推测其成书应为元仁宋末季或元英宗登基之后，再以书中字体判断，应是建阳书坊所刊刻。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一书，自明以来，未见翻刊，存世元刊本，民间也未见着录。据明“文渊阁书目”载有：“元典章一部，十册，阙。”不知其是否为刻本或钞本，但其书在万历年间已失传。民间藏书家，偶见有钞本传世，“千顷堂书目”及“述古堂书目”所载者均为钞本十五卷，就卷数言，不若此本六十
《智囊》是曾创作出《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名言》的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晚年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是冯梦龙在中国古代谋略研究方面的一部巨著。冯梦龙以“不惟其人惟其事，不惟其事惟其智”的编篡宗旨，搜罗了先秦至明末三千多年间经史百家、稗官野史、以及民间传说中以智取胜的事例2000余则，帝王将相，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清代李渔评此书是“惟恐失一哲人，漏一慧语”。书中所叙谋略，共分十部二十八卷，有总叙、有评述、有按语。由于冯梦龙平易自然的写作风格，书中语言生动幽默、故事曲折有趣，因此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故有人称它是一部“小资治”。 本书由古籍学方面的专家发掘整理，采用明崇祯七年（1634）的刻本为蓝本，经数十位历史学、语言学、古文字学、军事学、谋略学等领域的专家历经数载系统编撰而成，整理者
《十通》是書名帶“通”字的十部大書的總稱。唐代杜佑撰《通典》後，有南宋鄭樵撰《通志》、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合稱《通典》。清乾隆時官修的《續通典》、《清朝通典》、《續通志》、《清朝通志》、《續文獻通考》、《清朝文獻通考》，加上前面三一通，稱為“九通”。 一九二一年，浙江南潯劉錦藻撰成《清朝續文獻通考》，始有“十通”之名。 《十通汐是一套有關我國歷代典章制度的大型工具書，共計二千七百多卷，内容廣博，規模宏大。有了它，就能基本上掌握歷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制度方面的資料，更便於了解各項制度的沿革。它無疑是文史工作者和單位圖書館、资料室的必備工具書。
《南朝梁会要》系据北京图书馆藏朱铭盘未刊手稿整理点校。按传统《会要》体例，将萧梁一代的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分门别类，排比组织，其内容采自《梁书》、《南史》、《陈书》、《隋书》等正史，资料较为翔实丰富，便于读者明了梁代典章制度和史事源流，省却搜检之劳，兼有工具书之作用。朱铭盘，字曼君，江苏省泰兴县人。生于清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卒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为清代举人。他于光绪三年至浦口，客庆军统领提督吴长庆军幕。八年，随吴长庆去朝鲜。十年，又随吴返金州。十四年，复至金州，客张明光幕。十九年，卒于旅顺。曾先后四次入京会试不第。生平与军幕相始终。一生著述颇多，主要的有《晋会要》、《宋齐梁陈会要》、《四裔朝献长编》、《桂之华轩诗集》。以及《桂之华轩骈文》等。...
本书出自已近三十年，今兹三版，有校订机会。惟近年工作既忙，又不便增补太多，影响版面，故未能随心所欲，多所增补，主要只是校订脱误而已；但久已发现之脱伪得到更正，心甚慰。 此次出自，书名标目稍有改动。盖原撰续隋唐地方行政制度，与秦汉魏晋南北朝合为一书，故直颜曰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今因兴趣转移，县年事已迈，自度已无续撰隋唐之部之可能，故分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各自为书，但前面序文为全书而写，故总题仍旧，而以甲部乙部别之，将来如有同好，自可丙部丁部庚续为之也。 双此次改版，余远万香江，不及督印亲校，一切烦邢义田、廖伯源两位先生任之，仅此致谢。
《群书治要》是唐朝初年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前人著述中辑录精华以资辅政，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 贞观之治 提供思想理论基础的匡政巨著。是一部汇集中国古代经、史、子书精华，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的经典之作。
《中华大典》是运用我国历代汉文古籍编纂的一部大型工具书。其目的是为学术界及愿意了解中国古代珍贵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准确详实、便于检索的汉文古籍分类资料。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来纂写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国历代都有编纂类书的优良传统，具有代表性的《永乐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现存《古今图书集成》编就距今也已数百年。为了适应今天和以后研究和检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专家学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议，在已有类书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方法编纂一部新的类书《中华大典》。 《中华大典》所收汉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约三万种，达七亿多字，分为二十二个典，近百个分典，内容广博，规模宏大。 《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坚持科学态度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尽量采用古精
本書旨在深化简帛古書的詞義訓釋理論，總結經驗教訓，探索條例規律，并在此基礎上考釋简帛古書中的一些疑難字詞。首先，著眼於漢字的“形”“音” 及其所處的語法地位等，探討了简帛古書的訓釋方法。其次，總結了見於簡帛古書的漢字古義，疏釋了字典辭書中的一些冷僻義。 後，探討了简帛古書訓釋的標準、兩可與閾疑，以及戰國簡帛古書訓釋與秦漢簡帛古書訓釋的内在差异等重要理論問題。本書對簡帛古書詞義訓釋理論的探討，有利於新出简帛的釋讀，也有助於完善简帛學理論。同時，對訓詁學的發展也不無裨益，探討簡帛古書詞義訓釋理論正是古文字學與訓詁學的有機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