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与苏州：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为"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丛书之一种，论述了唐至明清笔记小说中所反映的扬州和苏州二大城市的意象。内容包括两座城市各自的历史沿革、盛衰演变、文化教育、习俗风情、商业模式、经营物产、名胜古迹等。举凡苏州园林、梨园，扬州瘦马、盐商、琼花和芍药等，无所不涉。作者注重从各种小说的情节中挖掘资料，由此生发议论；又能以小说内容与现实反映相比较，揭示异同，不仅纠正了诸多旧说，且时有新见。故本书不落泛论景物之窠臼，具有较高的学术内涵。
《长江文化研究文库》是国家“十五”重点图书项目，由学者季羡林先生任总编。《文库》分综论（季羡林主编）、学术思想（汤一介主编）、文物考古（俞伟超主编）、民族宗教（张正明主编）、经济科教（章开沅主编）、文学艺术（袁行霈主编、社会生活（冯天瑜主编）7大系列，共52本，2000余万字。
本书为介绍苏州地方历史文化的著作。编者从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的“老苏州图志系列丛书”中精选出近200张民国时期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苏州历史文化风情的老照片，并配以相应的文字，以散文化笔调对老照片进行一图一文的“看图说话”，笔调或严谨，或轻松，或优美，虽然文字浅显，但韵味悠长。所记述和解读的故事既涉及与苏州相关的历史事件，也从微观视角记述了苏州方言、苏州特产、苏州习俗，是一册轻巧便携的“小书”，方便老苏州、新苏州共同阅读，有助于加深对苏州历史文化的理解。
王建华的《鉴湖水系与越地文明》一文以个案分析为基础，从鉴湖水系的历史发展沿革中去探究“人们如何与水环境共存并协调发展的历史”，其中在鉴湖水利工程的兴废中以湖田之争作为论述的焦点，论述尤为详备。
江南大的特色是川流交错，吴越文化的发展。也一直离不开水：七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便凭借充沛的水源栽种水稻，同时，为了防潮和通风，中国早的木构房子干栏式建筑，亦在当时出现。在江南的文化历程中，碧波荡漾的江南水，一直为江南灌注文化活力，由古到今，从未止息。把中国划分成南北两半的长江，魏晋以来，便保护着江南，使江南成为历代中原人士的避难所，这加快了江南的经济文化发展，使其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江南秀润清丽的自然环境，产生了清秀细腻、富于诗意的江南文人风尚，明清时，这种风尚无论在文学、书画和工艺美术上，都成为江南，甚至全中国的主流。此外，东邻大海的江南，更是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远销西亚的瓷器和日本的饮茶风俗，都由这里输出国外。到了近代，江南仍是中西文化互相冲击、交流的前
1997～1998年，我应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前所长梅原猛和当任所长河合隼雄的邀请，作为客座教授在该中心从事稻作农业与文明起源的研究，其间曾经与梅原猛先生举行过两次对谈。次讨论稻作农业与陶器的起源问题，第二次讨论文明的起源问题。梅原先生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创立者和首任所长。著作等身，涉及哲学、历史、文学等许多方面，对考古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对稻作农业的发生和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更是特别关注，积极策划和推动中日双方有关部门和学者之间的合作。我们的谈话主要从长江流域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出发，把稻作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同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提到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试图寻找东方文明的根基和她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本质所在。
永嘉学派在历史上是一个地域特征非常鲜明的学派，其主要成员都是温州籍人士，其学说在南宋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在宋、元文献中，永嘉学派多次被论者与朱、陆之学相提并论，黄震就以朱熹、陆九渊、陈亮、陈傅良为南宋学术的家，而叶适“混然于四者之间”，其中陈傅良、叶适都是永嘉学派的成员。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中，全祖望关于永嘉学派（“水心之学”）是与朱熹的朱学、陆九渊的陆学鼎足而三的论断，则进一步肯定了永嘉学派的历史地位。然而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格局中，永嘉学派研究只是很小的一支，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历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从永嘉学派诞生之日起，对它的研究和评价无不以程朱理学为参照系，似乎永嘉学派的理论特色只能从与理学的比较中才能彰显，在历史上，只有当人们发现理学不能应对时代的新挑战时，才想起
断头龙，是流传于兰溪市水亭畲族乡的民间龙舞。据传，唐朝贞观年间，连年大旱，龙王为了拯救凡间百姓旱灾之苦，违背玉帝旨意而被斩。百姓为感念龙王救命之恩，制作“断头龙”在春节期间沿街迎舞，以示纪念。“断头龙”最大特色是头身分离，龙头和龙珠可单独表演出一套高难度的技巧动作。七节龙身每换一个阵图，龙头和龙珠就舞出一个套路。整套龙舞翻滚灵活，变化多端。
《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以“文化世族”为核心概念，全面研究了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地域社会之互动关系。通过对文氏、王氏、叶氏、彭氏、潘氏等家族的深入挖掘，系统分析了家族迁徙与区域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以及家族通过婚姻、科场、仕途、结社等途径累积的社会文化资本是如何影响着苏州社会风尚的走向，扮演着“邦之桢干，里之仪型”的社会角色。在国家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文化世族的角色同样不容忽视。近代西学东渐，苏州文化世族也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顺利地完成了由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向，由科举世家蜕变为现代的科学世家。苏州文化世族之价值，不仅在于其取得的各项文化成就，更重要的是其的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各具特色的家族精神。
本书是对镇江璀璨文化历史的全景式扫描
1997～1998年，我应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前所长梅原猛和当任所长河合隼雄的邀请，作为客座教授在该中心从事稻作农业与文明起源的研究，其间曾经与梅原猛先生举行过两次对谈。次讨论稻作农业与陶器的起源问题，第二次讨论文明的起源问题。梅原先生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创立者和首任所长。著作等身，涉及哲学、历史、文学等许多方面，对考古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对稻作农业的发生和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更是特别关注，积极策划和推动中日双方有关部门和学者之间的合作。我们的谈话主要从长江流域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出发，把稻作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同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提到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试图寻找东方文明的根基和她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本质所在。
《义乌敲糖帮》描述的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群体。作者走进义乌60多个村落，亲身采访150多位敲糖人及其相关知情者，打开他们尘封的记忆，记录了物质贫乏岁月里一个个充满艰辛与苦难的心灵，展示了义乌人民坚忍不拔的刻苦精神。正是他们厚重的肩膀，挑出了今天义乌的全球小商品贸易中心。作者在书中还追寻出中国的敲糖帮历史长达几千年之久，义乌敲糖帮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支。义乌敲糖帮由卖糖、敲糖换鸡毛到经营小商品贸易而崛起于世界经济之林的发展历程，正是中国几千年文明深厚底蕴展示出来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