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与民俗的关系错综复杂，以上胪列的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但从上所述已足以看出，若要准确把握乐府诗的特点，民俗这一视角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必须尽可能地将乐府诗放在它赖以产生的民俗环境中加以考察，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文学内部机制的变化。审视乐府诗所涉及的各种民俗事象，揭示它们深刻的内在渊源，有助于解决某些单从文本出发难以破译的问题；从民俗角度关注乐府诗，能够加深对乐府诗文学特征、艺术表现手法的理解，拓宽乐府研究的视野；乐府诗既是文学作品，又是民俗的载体之一，发掘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民俗文化，亦可为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研究的资料和有益的借鉴。因此，乐府诗的民俗学研究不仅对乐府研究而言，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对其他文学史和文体史的研究也不无参考意义。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系列：中国古代科举》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年。《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系列：中国古代科举》详略得当地介绍了我国古代科举制度从萌芽、完善、发展、鼎盛、衰落到灭亡的全过程。
《定色分类蟋蟀谱》是一部以古代蟋蟀谱为基础，以蟋蟀斗丝的颜色为划分依据，对蟋蟀进行定色命名的著作。 斗蟋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娱乐形式，约起于宋，流传至今。为了鉴别哪种生相的蟋蟀善斗，玩家们从养虫、斗虫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寻找规律，对斗蟋进行分类命名，蟋蟀谱也应运而生。现已知较早的古谱为明嘉靖本《重刊订正秋虫谱》，是在宋代《秋虫谱》基础上增补而成的。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明万历本《鼎新图像虫经》、明周履靖续增《促织经》、清康熙金文锦删定《促织经》、清朱从延辑《蚟孙鉴》、清秦子惠《功虫录》、近代恩溥臣《斗蟋随笔》、民国李大翀《蟋蟀谱》，以及近现代柏良、李嘉春、火光汉、肖舟等所著蟋蟀谱。但是由于古代出版业不发达、信息传播能力有限，很多撰写者并没有读到早期古谱，在写作中往往轻易沿袭某一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