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研究（第4辑）》是关于研究“曾国藩”的专著，书中具体收录了：《从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看曾国藩形而上的“道”》、《论近代长沙城市的兴起发展与社会变迁》、《赈灾程序研究以湖南为例》等文章。《曾国藩研究（第4辑）》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曾国藩研究(第3辑)》是由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主办、王继平教授主编的以研究曾国藩和近代湖南、近代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图书。该书收录的论文主要涉及曾国藩研究、晚清史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等领域。其中，谢放、谢俊美先生分别对曾国藩的自强观、曾国藩在咸同年间的涉外活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方之光、崔之清先生分别就晚清史研究、如何正确认识太平天国提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台湾学者钟文博先生认为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邱捷、陈桦等先生亦有非常精彩的论述。总的来说，学者们在曾国藩研究、晚清史研究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等领域使用了新材料，提出了新观点，集中反映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钟表的际遇是幸运的。自从明朝末年进八中国宫廷，里帝们便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竭力搜罗、制作、收藏，使得自鸣钟表几乎充斥于皇宫的各个角落。迄今为止，故宫博物院仍珍藏着近千件钟表精品，为我们认识宫廷艺术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最早把西洋钟表介绍到中国采的是欧洲的传教士。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路的开辟，激起了欧洲基督教向东方传教的热情。大约从1540年开始，教廷和各个教派就不断地进行着向中地传教的种种尝试。但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由于沿海海盗的不断骚扰，致使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地列外国人产生了一种敌视心理。早期到东方传教的欧洲传教土均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确实令传教士们大伤脑筋。1580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终于有了个可利用的
“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曾经被任为四品军机章京，在军机处“参预新政”。帝后间的矛盾，已裁及将裁衙门官员的担忧，政治谣言的风起云涌，满族官员对“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怨恨和惧怕，对罢黜老成和登用新进的腹诽，均交织在一起，使他们举步维艰。在他们内部，又存在着政见的歧异，而举动言语不慎，缺乏实际政治经验，则是他们的致命伤。密诏传出，各方政治力量纷纷活动，四章京接到密诏后的活动至今虽然依旧扑朔迷离，但帝后矛盾，新旧党争，满汉矛盾，外人的营救，袁世凯的告密，朝廷的权力与外人的干涉等等，纠葛在一起，将四章京推向了死路。本书通过考察这四个来自不同地域、性格各异、成长经历迥然不同的人，如何一步步地走进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来展现“自改革”思潮在甲午战争后的发展、影响的层面，
《乾隆名相盛世重臣：陈宏谋纪实》为陈宏谋九世孙为其先祖列传。本着切近事实的态度，《乾隆名相盛世重臣：陈宏谋纪实》先从历史顺序叙述陈宏谋生平及为官历程，在陈列事实的基础上，总结提炼了陈宏谋的基本人生观、治世准则、经学治要及对后世的启迪。
“帝王”這個稱謂的概念及内涵其實是很寬泛的。幾千年來，首領、人君、入主、王、上、君主、君王、主公、單于、可汗、官家、國王、皇帝等等，都應該歸於一類，那就是“，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白虎通義》卷一《爵》)的統治者，都是秉承“天命”而去統治老百姓的。上古時代有“三皇五帝”之說，可能是有關帝王的最早記錄。細究起來，他們本身就是一種象征性的人物，是一批原始社會某些部落首領而已。至秦而天下統一，始皇帝赢政認為自己“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採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創造了這種統治者至上的名號。而帝王的實質没有變，把帝王的名位和權力推向頂峰。自此，“天下之事無大小皆决於上”，實行了绝對的獨裁專制。漢承秦制，據蔡邕在《獨斷》中云；“漠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不但不改，還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