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作为先秦一个思想家，有机会广泛和深入地了解以往的历史和其先驱者的思想。《韩非评传》从这一角度着眼，探讨以往历史对韩非思想的影响，以及韩非对前人思想的批判、继承、发展、变化，指出韩非的思想核心是主张的君主制度并严厉禁止其他各家思想的存在。书中综合介绍了韩非思想的哲学基础、经济观和历史观，详尽分析了韩非综合运用法、术、势处理君、臣、民关系的思想体系，介绍了其在术的运用上的种种具体措施，以及在刑赏以外还利用毁誉即造舆论的办法来加强其推行法、术、势的效果。书中指出，韩非这一套理论因符合当时及后世君主的自身利益而容易被其接受，并在暗中实施，事实上对造成历代封建王朝公开宣扬孔孟仁义道德，同时又实行残酷的剥削这种双重面貌、双重标准的统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陕北盲说书人》是一本讲述陕北黄土地上最后的盲说书匠故事的书。里面穿插了许多定格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场景的照片。这些照片不可能去改变那些一辈子悲壮、困难和无助的盲人命运，但起码能够让看见这些照片的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年事已高、双目失明的盲人长年奔走在崎岖的山道上，游走于村庄之间，为偏远地区的百姓传唱着传统的忠孝节义，以及关于生活的苦涩、欢愉。 《陕北盲说书人》为纸上纪录片在路上系列丛书之一种。它再现了盲说书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场景，而且展示了他们在现代文明逐渐融入和影响寻常百姓生活的进程中，与即将被遗弃的命运的苦苦争斗。全书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

理查德·艾尔曼编著的《乔伊斯传(精美别册1882-1941共3册)》被推崇为“二十世纪很的文学传记”，与乔治·佩因特的《普鲁斯特传》、利昂·埃德尔的《亨利·詹姆斯传》并称为“二十世纪传”的作品，是一部学术要求极高同时又富有人情、令人心胸开阔的扛鼎式的巨著。本书突出优点是它既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作者对乔伊斯的相关材料可谓穷搜冥讨，包举无遗，举凡死亡证明、抵押账单、法官访谈录、会议纪录、广播文稿等等，在艾尔曼眼中，无一非可用之材。难得的是，他不是要以这种方式炫奇斗博、夸示学问。正如乔伊斯选中布卢姆这个卑微的小人物装载和转送纯洁、善良的人类思想，艾尔曼驱遣这些细末琐屑、似乎无关宏旨的细节，是为了活生生地描画出一个丰富驳杂的文学巨人的血肉之躯，让读者在礼赞他的的同时，服对他的敬畏。

早在1920年代，高本汉（1889—1978）就因其在中国方言和语言史领域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而蜚声国际，其成果体现在构拟汉语早期的两个语言阶段：中古汉语（公元600年代）和上古汉语（公元600年前）。这种对古汉语的构拟为高本汉对公元前10世纪初的重要文献进行划时代的文字学研究开辟了道路。对古典文献的诠释、对语法的研究和对词典编纂的贡献，凸显了高本汉高深的造诣和科学的精准。为数不多的几部较为重要的语言科学和文字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一部分还被译成日文。他凭借雄厚的语言科学功底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断代的研究成果，也属于他的科学研究成果。 高本汉没有涉足甲骨文的研究。作为瑞典人文学院的杰出成员，他为促进瑞典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高本汉的门生相对较少，但是全世界几代汉学家都尊崇他为学术大师。 马悦然是

《风雨同窗：十九桩刻骨铭心的人生往事》是继《先生之风》、《追忆双亲》、《此生此情》之后，第四部怀念逝者文集，四部书形成一个系列，名为《背影书系》，意象源自朱自清的名篇。逝者渐行渐远，再不抓住他们的只鳞片爪，恐怕连背影也看不到了！ 《风雨同窗：十九桩刻骨铭心的人生往事》所怀念的，均为作者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同行者，那些真实的细节、炽热的情感，执著的追求，往往令人眩目，甚至窒息。 青春是可贵的，理想是值得珍视的，但这还不是本书的主旨。书中的一些人之所以令作者难忘，显然是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已经成为整个民族历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潮流与点滴》的意思有三层：其一是潮流中之点滴，其二是从潮流看点滴，其三是从点滴看潮流。 书中的篇章，不是文，而是笔。所谓“文”，是有组织有条理的作品。所谓“笔”，是片段的意想，或一时的感触，随手下笔，随笔写成的东西。

作者记述母亲张玮瑛从祖籍东莞塘头厦镇到燕京求学，在燕园里亲尝大师教炙步上治学道路。回顾母亲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和半个多世纪的学者生涯，以平凡心做平凡人，朴实无华中始终闪耀着人格的光芒。此书展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虽历经患难，可始终坚持信念，用其所学，服务社会，由此成为令后人仰望的一代！

阳明后学可谓人才辈出，各种学说思想及概念术语亦互相交错、头绪纷杂。通常以为聂豹、罗洪先是阳明后学中“归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们列入“江右王门学案”，并对罗洪先的思想有较高的评价。聂、罗所提出的“归寂”、“致虚守静”以及“收摄保聚”等学说，在当时的王门当中以及思想界所引起的反响不容忽视。但是历来对他们的研究不可谓多矣。《聂豹罗洪先评传》作者力图把聂豹和罗洪先放在整个宋明理学以及阳明学及其后学的思想发展过程当中，来考察两者思想的内涵及其与王门其他诸子的思想切磋和意见争辩，以求充分展示两者在阳明后学当中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风貌，并对其在阳明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加以重新审视和厘定。在《聂豹罗洪先评传》的附论和附录中，对于历来重视不够的归寂派的后劲人物——王时槐的思想

《王弼评传》前篇《何晏评传》和正篇《王弼评传》，共同揭示了正始玄学的形成动因、理论内涵和历史意义：在经学危机、道家复兴和佛教东渐的条件下，何晏初步创立了贵“无”本体论玄学。王弼则在这一基础上，运用本宋体用方法成功地解答了有与无、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等一系列学术难题，以形名学逻辑习惯，得意忘言，全面刷新了《老子》、《周易》和《论语》，奠定了魏晋玄学的理论基础，将中国文化引入儒道融合的新时代。由于王弼哲学的关怀不是社会理想，而是生命自然本色，因而存在着弱化社会凝聚力的历史局限。

作为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正脱颖而出。他的著述涵盖了语言学、精神分析、神学、社会理论、历史诗学、价值论和人的哲学。此外，他还写出了更专门的著作，论述了活力论、形式主义以及陀思耶妥夫斯基、弗洛伊德、歌德和拉伯雷的著作。在西方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圈子当中，他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在这些领域里的成就的哲学基础却鲜为人知。围绕他的声誉的主要分岐仍有待于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