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宪章》是英国封建时期的重要宪法性文件之一。1215年6月15日，金雀花王朝国王约翰王在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的联合压力下被迫签署，共63条。《大宪章》确立的 王在法下 的原则被世界法治国家广为遵从。1215年之后，英国法治在数百年的演变中完善进步，妥协的政治精神及 王在法下 的理念也历久弥新，成为现代法治的基础性内容，从这个意义说，《大宪章》是英国法治殿堂的一颗瑰宝。
本书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具有 范式 意义的著作。作者依据清代官府档案、民间契约和民国初期的司法调查等第yi手材料，对清代习惯法进行了迄今为止zui为系统的探究。其讨论的范围，由清代习惯法的渊源、背景、流变，和习惯法的性质、形态、功用，到清代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直至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习惯法研究在社会理论上的意义。这一研究旨在反映清代习惯法所在社会的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以关照现今在法律实践上的问题。无论是从材料上，还是从内容上，该书都堪称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典范。
公法与私法一直是平行发展的。在私法中，个人意志的自治性正在逐渐消失；个人意志自身缺乏为自己赢得法律地位的力量。在功法领域，我们不再相信在公职人员背后存在一个集合性的具有人格和主权的实体，这些公职人员只是这一实体的代理人或“器官”。因此，公法不再是规制主权国家与其臣民之间关系的规则体系。毋宁说，它是对于组织和管理某些服务来说必不可少的规则体系。成文法不再是主权国家的命令，它是一种服务或者一群公务人员的组织规则。行政行为也不再是一位发布命令的官员的行为或一位执行命令的公务人员的行为，它是一种根据服务规则而为的行为。这种行为所涉及到的问题永远必须同样接受一些法院的审查。如果一项行政行为违反了某一成文法规，任何一位受到影响的个人都可以要求该行为无效，这种要求并非基于一项主观权利
史学不是科学，法不也不是科学，所以结合了两者的法史学当代也不是科学。用三段论来表述；史学不是科学，法学是史学的一支，以所法史学不是科学。正因为法史学不是科学，所以它更重要。但必须说明的是，法史学的研究仍然必须运用科学方法。以司法审判来比方，法院进行司法审判时，必须先确定民刑案件的真实真相，也就是必须先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才能适用法律。法史关切的就是案件的事实真相唯有运用科学方法，正确发现案件的真实真相，再加上正确的适用法律，公平正义的司法审判才可能达到。
《非常法史(历史上的法律趣事)》编著者六典。《非常法史(历史上的法律趣事)》内容提要：本书分四部分，部分：法史奇闻笑古今。发掘法律史上鲜为人知的奇闻趣事，对读者有所启迪。第二部分：千秋法治谁引领。讲述法律史上传奇人物故事，读之令人扼腕，一唱三叹。使读者在获取历史知识的同时，或悲天悯人，或感慨奠名。第三部分：叱咤风云法天下。介绍法律史上的实践者的所作所为，使人们在轻松阅读中掌握历史。第四部分：法海溯源踏浪行。刨根问底，生动揭示一些律法的来龙去脉与鲜为人知的故事。
本书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德国1965年至1985年是法理论发展的高峰的诸多理论立场和主张：法律论题学、法律诠释学、法律论证理论法律商谈理路、法律科学理论，法与社会科学、系统论、马克思主义法理论、政治法理论、纯粹法理论、法律逻辑和道义逻辑、法律信息学等，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理论对法和法学学家的重要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本书*主要的特色在于作者通过研究梁启超关于权利义务论、法治主义、国体、国家结构、司法独立等方面的法学著述与实践，展示了梁启超思想中广阔而幽深的法学世界，描述了中国现代法学兴起的复杂而立体的过程，回顾了在那个中华文明不断寻找方向、校正方向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紧迫的、根本性的问题不断求索的历程。
本文中维亚克尔以德国民法为例，尝试揭示欧洲伟大民法典的社会模式及其变迁。他指出，西欧与中欧各国民法典的实质伦理学前提，都是古典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一战以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形式上的自由伦理向实质上的社会责任伦理的回归，而一系列 社会法 立法也抛弃了古典私法秩序的原理。但维氏也认为，通过记取一种法律文化存在条件的思想家和实务家们，私法科学将从危险中再次站立起来。本文甫一问世即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就维亚克尔提出的关于私法典社会模式变迁的论题，相关争论迄今未绝。
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秦汉以来，在法律体系上一脉相承，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华法系。中国古代法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惩治犯罪、社会管理、反腐倡廉、社会生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不乏一些“精细化”管理的思维方式和制度设计，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一些零星碎片的记载中，也向我们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另一面。 《秦镜高悬：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社会》是作者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结晶之作，具体从中华律典、犯罪、刑罚、诉讼与审判、法律与社会、倡廉与肃贪、法律与生活七个方面展开，通过对历代法典的介绍和具体案例的分析，呈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概貌。
汉代是中国中古时期经济发展的个高潮期，在中国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影响颇深。其法律既承袭了先秦法制，又有极大发展。 由冯卓慧所著的《汉代民事经济法律制度研究--汉简及文献所见》依据原始资料汉简，又印证于史籍，梳理了汉代的民事经济法律制度，包括汉代的物权法、债法、婚姻家庭与继承法、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律制度，及汉代的对外贸易法、税法等经济法律制度。本书在写作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尽可能利用出土文献，再佐证以文献史籍，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二是依罗马私法体系梳理，全书层次清晰，且贯穿了比较法史的思维方式。 《汉代民事经济法律制度研究--汉简及文献所见》通过史实为中国民法溯源，驳斥了“中国古代无民事法律”的偏见，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
本书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详尽地阐述了关于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一些基本原理。
白曾焯撰写的《庚辛提牢笔记》，记述的内容距今有一百多年，随着清朝的覆灭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去不返，司法狱政蒙受的帝国主义压力的阴霾也烟消云散，中国大地焕然一新，国家主权独立自主，但是，西方列强在庚辛年间欺凌压迫弱势的中国，积贫积弱导致中国主权的被侵犯，连带出现法律上的冲突、人权的被践踏、社会的不良影响等等都已构成中国社会发展上的历史内涵，成为抺不去的组成部分，作为后人是不应也不能忘却、忽略的。“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我们重视这段历史，了解当时背景下的监狱管理动态，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获得有益的启迪，以发挥《庚辛提牢笔记》留给后人的借鉴作用。
本书为徐爱国主持的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之“西方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08SFB2010)的终成果。其中，章的执笔者为张传玺，第二章的执笔者为李燕，第三章和第七章的执笔者为徐爱国，第四章的执笔者为陈皓，第五章的执笔者为王婧，第六章的执笔者为薛万宝，全书由徐爱国统稿。 本书中插图均为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团随团画师威兼：亚历山大所画。这些画作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不但成为18世纪西方了解中国的早的形象资料，还成为此后西方人关于东方景象的一个重要创作来源。
清末著作权法是中国著作权法史的里程碑。它承古代著作权法律文化之源流，开近代著作权法之先河，为民国著作权法乃至新中国著作权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特殊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为近代著作权法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表现为从特许主义向权利主义过渡。 本书以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的成长为主题，集中探讨了1903-1910年清末著作权法的理论与实践。对著作权的词源、如何看待中国古代著作权法文化与近代著作权法的肇始，以及清末著作权法的输入、清末著作权立法、《大清著作权律》对外国法的移植、清末著作权法的实施、清末著作权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视角独具，对史料的挖掘较为深入，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著作权法史的力作。
《明朝商税法制研究：以抽分厂的运营为对象》以明朝履行税收职能的抽分厂为具体研究对象和考察视角，从法律史学的角度，运用法学的概念术语、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通过考察抽分厂运营中遵守和适用法律规范的情况，对明朝商税法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明朝商税法制研究：以抽分厂的运营为对象》在厘清我国古代商税制度的历史沿革和传统本来观在明朝的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围绕抽分厂的运营，从行政法律、税收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法律处罚三个层面深入研究明朝商税法制的具体内容，全面考察明朝商税法制的整体实施状况，分析明朝商税的体系与制度设计同中国传统社会所推崇的平衡理念的内在契合，研究商税法制的发展与完善对缓解明朝的社会矛盾、促进明朝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积极意义。
《手的失窃案》作为法制史的权威经典作品，其成功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其高度的学术水平和理论深度，更在于它具有远超一般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作者为了让普通读者也能通过阅读理解法制史的核心历史课题，假设了一个法律案例：“手的失窃案”。当人的手离开了人体以后，会发生怎样的法律问题？离开了身体的那部分东西究竟算什么？而且它又属于谁？本书在对争夺他人身上切除的手臂这一虚拟故事进行思考的过程中，不仅对该看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围绕肉体的法学理论展开了全新的探究。本书观点新颖，叙述有趣，是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已译成意大利语(2003年)、日语(2004年)。本书自问世后广受欢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让普通人都看得懂并觉得有趣的法制史图书”。
以对话体的言说方式，集中讨论了作者近几年孕育发微的政治宪法学诸问题。以中西交汇、古今之变的视野，探索现代中国的法政起源以及内在的动力机制，在晚清以降的三个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中，揭示其承转启合的张力结构和升降沉浮的命脉节律。法眼看中国，一部现代中国史就是政治宪法与法律宪法的流变史，在滔滔不尽的历史洪流中，作者愿与读者共同寻找那砥柱中流的转型之契机。
法治是一种修养，一种习惯，一种行为环境。在任何社会中，法治都不会自然天成，而只能教化养成。 法学应该是博大精深的，因为它要汇集人类智慧的成果，要凝聚人类思想的精华。然而，法学又应该是通俗易懂的，因为它只有掌握在百姓的手中才能发挥作用。为此，法学应该走出脱离世俗的“象牙塔”，步人寻常百姓家：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谈老百姓没太注意的问题，讲老百姓不甚明白的道理。 人生就像一个故事。每当一个生命诞生的时候，一个人生的故事就开始了。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故事也不断地发展演变，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故事是非常独特的，是与众不同的，但事实上，每个人的故事都在很大程度上重复着前人的故事。虽然每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各不相同，虽然每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各不相同，虽然
《中国法律发达史》是民国时代中国法律史学术领域的最重要著作之一，是近六十年间中国大学法科的重要教学参考书之一。自二十多年前开始，法学院的老师们给法科研究生特别是其中急欲了解五千年中国法制发展梗概的人建议的书单中，一般都会包括《中国法律发达史》。这是一本我们至今仍不能忽视的重要学术著作。 这本书是杨鸿烈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杨鸿烈先生是民国时代的法律史学大家。关于先生的生平，我们在校勘杨先生的《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时，曾经做过一些考察；刘广安教授在校勘杨先生的另一本著作《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一书时也做过一些考察。为了帮助阅读《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的读者们大致了解先生，我们有必要再粗略回顾一下杨先生的身世背景、成长经历；进而讨论一下杨先生在中国法制史学术上的地位和贡献，
比起美国稳步演进的宪法史，中国几经更迭的宪法史，看似是一笔“失败的遗产”。但问题是，人们是否可以抛开历史而理解现在？是否可以凭空制造出理想的宪制？所谓“失败的遗产”难道不是妄想凭空制造出“美丽新世界”的产物吗？抛开这笔“遗产”，人们是否有可能理解新中国宪制的本质以及构想未来宪制的可能方案？ 中国宪制的发展必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看似截然的断裂，实则有内在的关联；未来中国的宪制更不可能抛弃与这笔“遗产”的历史联系，甚至可以说，只能从这笔“遗产”中生发出来。 本书旨在探究一个困扰中国人一百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宪法何以中国”： ——为什么自清末以来，中国需要现代宪法这么一个西方舶来的“劳什子”？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宪法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 ——新中国宪法史一路磕磕绊绊，终
本书分别从农村土地流转纠纷类、外嫁女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类、“三户一员”（指死亡绝户、搬迁户、五保户及农转非人员）土地承包经营权类、“四荒地”土地经营权类、农村土地征用纠纷类、其他纠纷类，以及信访复核案
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土地买卖一直是中国乡村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时至民国，在华北乡村，土地买卖不仅延续了历代以来土地买卖的诸多特征，而且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现象与趋势：某些民间习俗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买卖仍然延续；此时期，当发生土地买卖纠纷时，法院或根据法律规定，或依据民间习俗。本书溯源明清，而着重对民国时期华北乡村的土地买卖作一综合探讨，以考察中国乡村土地买卖的演进、变迁与时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