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吴宓曾在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南联合大学、成都燕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开设 文学与人生 课程。这门课是其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涉及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开中西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 本书虽是授课提纲,却熔铸了吴宓十余年的心血，以中、英、法、拉丁等多种文字写成，不仅展现了他的哲学与文艺思想核心，也反映出他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作者才识渊博，汇通古今中外诗人与哲人的智慧，对人生的意义、文人的道德、文学的本质和艺术创作的规律都做出了独特而新颖的阐释。 本书由吴宓门生、当代著名外国文学专家李赋宁教授校读、王岷源教授翻译。

音乐在二十世纪初之后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剧变：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在十九世纪写下的作品，从问世以来直到当时对于人们仿佛从来都还是 新音乐 。应当如何接受这些作品，如何理解音乐的这次剧变，如何面对貌似混乱的诸多流派，如何将音乐看作社会与时代的一部分，阿多诺在本书中给出的答案有力，也有着强大且持续的影响力。 直至今日，对于思想界为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的发展史构建出的图景，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的接受史来说，起到决定性影响的除了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依然是德奥思想家们在二十世纪中期所写下的一系列美学论著，而这其中重要、具奠基性的无疑是阿多诺的《新音乐的哲学》。

本书是在作者近三年发表的中西哲学研究论文的基础上集结、修改成形的，主题是论述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 预备性探讨 ，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不同的文明类型及其哲学定向、中西哲学的前提反思等基本问题进行必要的澄清；第二部分为 专题研究 ，即对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开展出深入的理论阐述和内容上的多重具体化。本书认为，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只有根据其基本建制才可能得到决定性的分辨；这一分辨的基本结论是：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则在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在形而上学之外。

在西方历史上，斐奇诺首次将《柏拉图全集》从古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写下大量义疏，其著述成为后世研习柏拉图的经典文本。其中，对柏拉图《会饮》的评注性著作《论爱》首次论述了 柏拉图式的爱 ，这一观念流行至今。在本书中，斐奇诺将 柏拉图式的爱 区分了意义层级，首先是灵魂对身体的爱和两性之间的爱，其次是灵魂之间超越性别的爱，最后有其 柏拉图式的爱 的内在理论层次和最高奥义。全书分七次谈话，表面追随柏拉图《会饮》中的讲辞，其实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爱的哲学的融贯论述，是西方近代开端论爱文体的鼻祖之一，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都很大。

昂格尔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思考那些能够将人性从经济奴役、社会分化与层级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本书是这一思考在法律领域中的延续。与批判法学运动（CLS）的其他成员及当代法律思想家将法律分析的重心放在法院与法官如何裁决案件不同，昂格尔认为法律分析的重要性在于提供制度想象。《批判法学运动》作为CLS的思想宣言、纲领规划，不仅系统分析了所谓正统法律学说中形式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积弊，而且概括了批判后的建设性成果 理论上构建起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实践上重新想象民主与市场的制度形式，并且以宪法平等保护与合同法为例，详细阐述反叛正统的 异端 学说及其设想的制度规划实践应用的无限可能性。

本书力图在政治哲学领域阐发一种 作为阐释政治哲学的民主社会学 理论模式。为此，本书从 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 是其应是的三大功能（面对西方的 对话-抗辩功能 、面对现状的 阐释-范导功能 和面对历史的 阐释-反思功能 ）入手，探索形成了 公共阐释 的取向及相应的三种研究取径（思想史重构、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历史政治学与社会-政治理论分析相结合），破解 理论视野的去西方化 现代性价值/范畴的中国化 和 中国性价值/范畴的现代化 等课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借此对中国情境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进行了介入性的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

本书是奥特弗利德 赫费的哲学代表作之一，首版于1990年，被译为多种文字。该书是对《政治正义》（1987）一书中提出的 绝对法权原则 主题的深化研究。本书认为，要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复调音乐式的工程，并在伦理学、法权理论和社会哲学三个层面上解读这一工程。康德在全书中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对话者，而亚里士多德、密尔、边沁、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被悉数拉入对话之中。全书论说清晰缜密，充满张力，是一本理解现代性问题，乃至西方近代历史及其实践哲学主题的不可多得的宏论。

在现象学运动的早期，普凡德尔是重要的成员之一，其地位仅在舍勒之后。而且由于其他几位重要的现象学和心理学代表人物的病故（利普斯）、阵亡（莱纳赫）、调离（盖格尔）或弃学务农（道伯特、康拉德-马悌尤斯），普凡德尔后来实际上是慕尼黑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唯一代表人物。普凡德尔在几个哲学领域的工作为世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可以按发表的顺序来排列：1.意欲现象学，2.主观心理学或人的心灵学，3.志向／心志心理学，4.逻辑学，5.性格学,6.伦理学。其中在第三项和第四项方面的主要阐释都是发表在胡塞尔主编、普凡德尔本人担任编委的《哲学与现象学年刊》上。而在性格学方面，他的《性格学的基本问题》则是于1924年发表在埃米尔 乌悌茨主编的《性格学年刊》的创刊号上。 关于普凡德尔的性格现象学，乌苏拉和埃伯哈德 阿维-拉勒

面对源远流长的柏拉图主义传统，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德里达与鲍德里亚等法国当代哲学家在影像、再现、差异与拟像的层面上展开了一场奇异的思想行动，如同柏拉图围捕智者一样，对柏拉图主义展开辩驳，激发了声势磅礴、气象万千的哲学生机。尽管他们的运思方式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以 颠倒柏拉图主义 或 反柏拉图主义 为己任，在影像叛逆的整个氛围中演绎着 像 与 相 、 真 与 假 的错综复杂关系，否定原本与摹本、原型与复制之间的等级结构，肯定拟像的自主性与存在权利，肯定拟像的颠覆性与变革性的 虚假的力量 ，深刻探讨影像与拟像的本质以及由此引发的当代文化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时时静观着他们视作 他者 异域 的中国思想，在影像、摹仿、再现的维度上展现中国思想与西方哲学之间的交错运行，展现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相互生发、融会

本书是一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中西哲学比较 不是一个新题目，但作者另辟蹊径，主张走出对西方哲学思想范式的依傍，提出了开启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极具原创性的方法 生存状态分析。 本书分两部分。部分回顾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历程，提出中西哲学的不同不在于概念，而在于生存在世的结构；第二部分具体运用生存状态分析方法，分析中西生存状态的不同特征，旨在突破文本比较的困境，实现中西哲学的会通。

  以史与思的交融为进路，“具体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理论之源，其内在的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实践智慧等层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不同，“具体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和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为指向，多方面地展现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具体性。全书包括四卷：《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四者既脉络相通，又各有侧重。

本书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西哲学比较中心主编的系列丛刊《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8辑。本辑内容以 跨文化文本研究 为主题，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70后学者的研究论文为组成主体，从哲学、宗教等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展开文化比较研究，提出了许多卓有新意的见解，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各自论题的认识。整个文集富有锐气，且具有较强的思想性，适于有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大学各类学生阅读参考。本书由吴根友编*。

《福泽谕吉思想研究：以东亚现代化为中心》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为研究对象，尝试较为全面地对福泽谕吉的思想进行概述。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福泽思想的渊源，接合福泽的生平探讨其人生经历对其思想形成所带来的影响。其后主要讨论他在接纳吸收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时如何因应日本的现实对其进行了民族主义上的修正。也即西方传统自由主义之所以提倡自由是为了使民众免受公权力的侵害，但在福泽那里，提倡自由的目的则被转化为日本追求富国强兵的基础。同时本部分还将结合福泽提出的"脱亚论"讨论其亚洲观。

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文化交流的活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它的历史进程。一次是发生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间的中印文化交流，另一次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两次文化交流中，哲学都是交流的核心部分，表现在前一次是印度佛教思想的输入，在后一次则是西方科学与哲学的东渐。这两次的西学东渐进展至今，前者已或多或少地成为历史，后者却仍在持续地进行之中。 这后一个文化交融与知识流动过程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基本上是由西学东渐的历史所构成的。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事件，无一不与西方思想的进入相关联。尤其是西方哲学理论的东渐，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华历史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对这个过程的

本书为有关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论文集，共收入29篇论文，分为5大部分，分别是方法谈、对话篇、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宗述，内容涉及比较哲学的理论、中西哲学重要概念和哲学家思想的比较以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等诸多方面。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赴华，带来了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学术体系，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便是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成汉文并且进行了富有创意的诠释。与此同时，他们学习、吸收儒家经典，并且尝试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理论依据，发起了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增加了新的内涵。他们不仅使儒家经典在西文中获得生命力，而且在中国儒家诠释学中留下了一些影响。在耶稣会士及其中国同仁的努力之下，儒家经典可以从外来文化中获得一些新的发挥，这对中国和西方都有影响。反过来，耶稣会士用儒家术语写成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著作，使亚里士多德思想本身获得新的发挥，呈现出新的可能性。如此，在这种经典的交织过程中，东、西文化在相互阐释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诠释和内涵。

本辑的主要内容是 西学东渐与儒家经典翻译 ，涉及两个方面：*，明清时期 四书 的外译及其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第二，西学东渐研究。书稿在两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新论断，如对罗明坚的 四书 外译的研究，对耶稣会之外派别的传教士的关注，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外译问题，更是国内学界较少讨论的问题域。书稿的出版，将有望推动学界的相关研究。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中西哲学的渊源、发展脉络、哲学史观等进行了比较。作者借用张世英先生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两个层次”和“三个发展阶段”的观点，将“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作为重要视角，对中西哲学进行了论述和分析。文章从中西哲学史人手，探讨了中西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以及相互交流的几个阶段，从不同侧面对中西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伦理观、审美观等各个领域进行比较。

作者认为人对世界万物的基本态度或关系有两种：一是主客二分，一是天人合一(指主客不分，物我交融)。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 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为主导。 本书以此为纲，论述了中西哲学的发展线索和各自的一系列特征，把中西哲学的各大流派思想观点放在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同一条历史长河中对它们作纵向的考察，并由此而集中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二是哲学何为?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历史”与中篇“理论”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和思考，下篇“哲学与哲学家”是以主客二分天人合一为主线对中西哲学史上的重要派别和哲学家所作的具体论述和比较研究，从而对上两个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论证。作者认为，西方现当代哲学由于不满意主客二分的传统而兴起一股类似中国天人合一以及哲学与诗相结合的思潮，

李蜀人，男，1958年5月出生于重庆市，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1982年毕业于地质专科，1992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1999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职攻读博士，专业是外国哲学，方向是西方哲学史。2002年8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回到西南民族大学从教。已参编学术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现在主要研究当代西方哲学和现代中西哲学比较。

“回到事物本身”，是现象学的口号。对现象学而言，“事物本身”即显现于意识的对象，“回到事物本身”意味着在意识之中追寻事物的本质。这本无不当之处，但一些主要的现象学家把“意识”等同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他们没有看到，人的意识是一个思想的世界，对人的意识的研究不能自我封闭在个人意识的领域，而要向人类的思想世界开放。因此，我把现象学口号修改为“回到思想的本源”。 我所说的“本源”是一个复合词，包括“根本”和“起源”两层意思。思想世界的根本是它的构成要素——文本。文本既有思想的内涵，又是思想的载体，文本在历史中流传，出现在世世代代的人面前，供人们理解、欣赏和批判。文本既是个人主体的显现，又是历史和公众的客观对象，我们在思想世界首先要面对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回到思想的本源”，就